《往事微痕》 做“风流”工 吃“地脚粮” 不堪回首…… (图)
原标题:不堪回首忆难友

【看中国2014年07月25日讯】吕辅周:

人高马大,性耿直,病逝于龙州,骨灰送回北方老家。去世之前我幸运能和他通一次电话,他当时已卧床不起,声音模糊,但神志还清醒。他说记得你是“表哥”曾尚朴。顾家良和叶向东去龙州看望他,当时我路过南宁不知这回事,错过见面机会,真是遗憾。记得那年在新兴二加工厂,得到通知到场部等待处理,我们都高兴地挑着行李上路,走到方圹村放下行李担子休息。他叫我:来!尚朴,这里还有几个红薯你吃吧!大家来。那时吃个红薯算不了什么,不像60年那样饥饿年月,可是这时我觉得既亲切又内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吕辅周在二厂曾和霍实、伍廷枢等人一起上了脚镣。二十多斤重的脚镣白天拖着劳动,夜晚还带着睡觉。在那隆冬季节不带脚镣的整夜都睡不暖和,何况带着沉重冰冷的铁镣睡觉,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在这人人自危、颠倒是非、混乱无序的年月,当时我只能向他投个同情的目光,其他全不能帮他什么,所以内疚。

右派在漫长的二十多年所谓“改造”的日子里,这非人的对待是举不胜举。如:我和顾家良等二十多人由二厂调到一厂,又由一厂调回二厂。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到农村去,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很多青年、造反派都插到农场的各队来,原来我们住的监舍已安排他们住了。我们就住到猪圈里。才赶出猪又住进人,虽将猪粪扫出,可难闻的猪尿依然潮湿。没架床,我们只能砍树枝、垫上稻草,真是返古构木为巢。插到二厂的青年约一百人。他们做的是“风流”工,打钟出工,时间到收工吃饭,没任务、没定额。那队里干部,敢管他们这造反成性的青年吗?二厂的农活全压在二十多个脱帽右派就业人员的肩上。捡牛粪每天每人都要捡千多斤,无奈,逼着到邻近队的牛栏去偷。千多斤光是挑回二厂都够呛了。

吃的不能跟那些插队青年同个厨房,是陆瑞瑄做伙伕。我们吃的是“地脚粮”蒸出来的饭,罐底全是沙子,实在不能忍受。顾家良拿着饭罐倒出给干部看,干部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说顾家良闹事,马上集中插队青年,就在田映死的仓库前晒坪,对顾家良进行武斗,脱下衣服进行鞭打, 我们全体在旁陪斗。不知顾家良当时如何考虑,他脱下他带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丢给我,我捡了。但马上那个队长警告点名:“曾尚朴也不是好东西。”我心想,完了马上轮到我挨打了。幸运我还能扶着顾家良回“监舍”——猪圈,将我家寄来的两颗田七,和酒磨细,服用和涂抹伤口。我们吃的不是人吃的饭;做的是牛马的工。

吕辅周在矿业队大伙房当过组长,在伙房劳动是个美差。在改造场所逢年过节也杀一两头猪,加加菜。此时队里干部家属都优先来割肉,选好的,尽要的是排骨、筒骨、猪肘子。向来伙房组长都很聪明,说是骨头其实精肉还比骨头多,秤也称得高高的,那些干部家属都非常满意。剩下七零八落,就是改造分子吃的了。吕辅周就不这样,市面该怎么割,怎么称就怎么做。干部家属当然大不满意。不久吕辅周被调出伙房了。当时干部贪这小便宜比起现在的腐败是微不足道了。

文光佑:

留着胡须,他深谋远虑,藏而不露。休息时就下围棋。宋克元、王一民是他棋友。文光佑已故,我只能在叶向东那里见到他的照片。我和他一般交往。在二厂他逃跑之前曾向我要一件衬衣,因为到社会上没有一件衬衣穿怕露了马脚。当时我没有给他。不是我舍不得一件旧衬衣,而是一旦他逃不脱,抓回来懂得我给他衬衣逃跑,那时我就倒楣了。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这样自私、这样怕事。这事使我终生内疚。

邓儒雅:

他针线活非常好,一条单裤破了补,补了又破,补来补去一层叠一层,平平整整足有二斤重,就像一条棉裤。我们这种改造分子从来没有领过布票;邓儒雅就凭一手好针线活也能穿得整洁、暖和。

郑展英:

德保县人氏,已故。他和邓儒雅相反,他那件棉衣全身开花,一条麻绳一捆腰就是了。那年“八一”火烧了监舍。大家都抢着搬出被褥、衣物,他老哥什么都不要,就抱出南瓜和木薯粉。为什么?那时在新兴矿业队,粮食供应每月45斤,加上油水很少的两夹青菜,这样的强劳动量,肚子是最重要的。

火烧过后,郑展英的被褥、衣服全烧光了(其实他那东西也是一堆破烂)。上头有救济,是教养的衣物,郑展英当然是重灾户,被褥衣服全新。那些救出被褥、衣服的人,穿旧的,盖旧的,烧了花生麸、木薯片,小锅没得开了,饿肚子。郑展英笑了,煮他的南瓜、木薯粉。

蒋宏祚:

浙江奉化人,说是和蒋介石同乡。他每月都给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韦国清写信,汇报自己思想和改造情况,盼早日回原单位。

莫明旺(莫老弟):

是终身给养。改造场所有饭堂,但从来不准个人单独到饭堂吃饭,每组轮流派个人(就是给养)到饭堂领饭,挑到宿舍或工地,菜由给养分到各人的碗里。那时的菜天天如此,餐餐一样的三大菜——苦麻菜、牛皮菜、芥兰包老叶,都是喂猪的菜。可是那饥饿年月,分多分少都很计较的,每天担负着繁重的劳动,从哪里摄取能量呢?唯有这半斤米饭和油水很少的两夹青菜:所以做给养的要公正无私。莫老弟任劳任怨,大公无私;更有趣的是有的天还能报道“菜谱”,比如:千千万万的动物——小河虾;四脚大耳朵——死猪肉;两脚会飞——死鸡,等等。平常我们能吃上丁点肉都是农场的死货,不管是多是少分至饭罐上,叫做饭面菜。莫老弟有很多可爱之处,在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他给我们带来短暂的乐趣。

莫老弟身体有毛病,每月要吃上七八斤盐,吃饭放盐、喝水要加盐、像吃糖一样吃盐。落实政策后,一次因服错药而中毒身亡。可爱的莫老弟再也见不到了。

曾秉礼:

已故。在矿业队他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他对新兴农场矿业买卖可以说有“贡献”。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被迫在矿堆布“梅花阵”——高度锰、低度锰巧妙混合布阵,从取样到化验,都能使整体矿堆提高度数。据说他在1970年处理回乡。他年纪大了,到农村在人民公社能劳动吗?没劳动就不得工分 。“五保户”轮不到你这个脱帽右派。他又到新兴农场要求回来留场,可是场部不同意。无奈,又回到农村,回到人间天堂的人民公社。不知在那年月就在无人关怀、贫困潦倒中离开人世,离开这“人间天堂”——人民公社,到另一个天堂去了。

刘大赞:

湖北人,是大学学生右派。在二厂大家都叫他癫子,因为每天晚上,我们按组排队,坐着小板凳,唱着语录歌等候管教干部来训话之前,他都跑到队伍前面,检讨、忏悔自己,直到干部把他哄下来为止。看来他是被折磨得有了精神分裂症了。

黄侃杰:

宁明人。这人乖巧,他脑子里尽想如何能表现自己改造好,如背诵老三篇语录、打小报告等等。在二厂他能捞到当记分员。庞昆明因顶撞指导员,挨了一枪,接着鞭打武斗后丢在屋檐下无人管。伍廷枢不忍,就跑到卫生室说,龙医生你是医生,医生是救死扶伤,庞昆明如此你都不管,有人道医德吗?正好被黄侃杰碰上,他马上去向高经理汇报,伍廷枢随着也被上了脚镣。黄侃杰立功了,可能他认为,他又多积累一条“改造好”。

梁挪亚:

广州人氏。最后处理到龙州农场。在矿业队我和他在就业厨房干活。1971年还有通信,他来信说蚊帐烂了,我寄给他几尺布票和二十块钱。以后也断了音讯。

韦沛鸿:

都安人,国家一级体育裁判。已故。

喻良璋:

湖南人,原在那坡县任商业局局长,在湖南落实政策。

史成章:

湖南人,今在德保县,改正后任为政协副主席。

李华田:

田东人,今在田林。

刘居毅:

那坡人,已故。

吕世祯:靖西人,已故。

李榕芬(花名表妹):广东东莞人。

龙大成、黄晃、石国林、梁干、王学风、吴锡林、罗绍钧、童世凯、霍钜、黎明……

梁学政:

“老红军”,六十年代在矿业队就摘帽回家。回到农村当地称之为劳改释放右派。文化大革命又第二次回炉——劳改。

可怕的词语:冬训;夏收夏种;出工带肥;收工带草。现在听起来还是毛骨悚然 。

后语

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反右是最大的冤案。人数之多何止55万,迫害之久长达二十多年。右派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二十多年的苦役,凭什么量刑?一句骗人的话:“一年半载,改造好了就回来。”那些右派分子相信党,乖乖听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难困苦熬过了二十多年,虽然有的在五年、七、八年不等的时间放回单位或乡下,有的却一直留在改造场所。放、留,是否是改造好坏之分,是幸运是倒楣,是祸是福,且看。

很多放回农村或单位的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一次罹难;倒不如改造不好的留在场里。其实没有什么改造好与改造不好。右派是冤案,可是和其他冤案又不同,不补发工资,又是为什么呢?记得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首插曲:“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非颠倒、颠倒是非,何时休已。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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