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在全程参与了中共通过张学良逮捕蒋中正，强迫国民政府放弃剿匪计划的“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进入延安。
《纽约时报》则分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起的负面作用。
共产国际则于一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答曰，“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这当然是撒谎，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的话筒，如果她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请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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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荡不羁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得到了男同类的青睐。正是她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事后，史沫特莱写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是否也有奸情，不好判断，但康克清与贺子珍都因此吃醋却有据可查。史沫特莱还与贺子珍打起来。
陶铸的革命伴侣曾志在其回忆录中说，她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其实史沫特莱与毛虽打情骂俏，但双方没有奸情，毛看上的是为他俩翻译的吴光伟（英文名LilyWu），而史沫特莱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怀和朱德。
史沫特莱不光乱谈情，还借钱不还，凡此种种让史沫特莱在延安引起众怒。最好笑的是这位“共产共夫”主义的实践者却被吃醋的贺子珍扣上了“帝国主义分子”与“破坏共产党党风、红军军风的坏女人”的共产大帽子。
史沫特莱不仅被拒绝加入令她如鱼得水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延安行还因贺子珍到吴莉莉（吴光伟英文名的音译）的窑洞捉奸而被中断。贺子珍负气去了苏联后，吴莉莉与史沫特莱也难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莱九月离开延安，先跟随朱德当了九个月的“随军记者”，这可能是掩盖中共假抗日的宣传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莱镜头的原因。这期间史沫特莱与朱德分别向印度的孙中山—尼赫鲁写信求援，促使尼赫鲁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样死在中国的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借抗日之名为共军向国内外募捐和申请各种援助。有资料称，“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国对华政策在中共篡夺政权中起关键作用，所以，不难想象史沫特莱会对上述美国要人施加影响。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莱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并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国，开辟红色阵地，继续为中共宣传。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借国民党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产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最迟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就投入在美国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战，她写信告诉“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嘱我相信中国人民，你还指出你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你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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