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6月22日讯】按：王唯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王药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著名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他研制的外伤特效药疗救过无数抗日将士。1954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批住房供王家使用。1952年至1953年，王唯作为中共派遣的十世班禅喇嘛的联络秘书驻日喀则两年。1958年至1979年，王唯当了21年的囚徒和劳改犯，其中有4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长宽高各2米的石头屋子里。王家一门三右派。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媒体大肆报道。一进馆门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轿车，就是老王家最小的儿子，王唯的七弟王誉虎当初借给学生专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惟一的一辆“公务车”。
一、从北京到拉萨
我是中国海军军官学校第14期赴美班的学员，当时只有15岁。是少年海校，那一次招了400多人，光北京就招了100多人。按计划，在青岛受训一年，再到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团训练3年，就算毕业了。青岛训练期满，我们的军舰到了上海，准备接下去就到美国。当初报名参加海校，是背着母亲自己偷偷跑出来的。就要去美国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当时我大哥在上海工作，我就想去见大哥一面。大哥跟我说，去美国你想不想母亲啊？我说当然想了。他说：“想就不要到美国去了。再说，在中国当海军有什么出息呀，连海军部都没有，要不就脱离海军算了。”他这么一说，我动摇了。他告诉我，现在有一艘船，是招商局的江汉轮，明天早上就起锚，坐这艘船到汉口找父亲去吧。当时我父亲在汉口行医。当时我在海校里有几个把兄弟，他们也说，既然你不愿意去美国，那就算了。
当晚一个把兄弟值班，他放我下了军舰。次日早晨8点钟，我赶港口。那时我还穿着海校的校服，他们看我是海军，连船票也没要。
到汉口才知道，父亲已去衡阳了。我又坐火车到衡阳。父亲也不在衡阳，而在衡阳农村，在我小妈家。小妈家是衡阳当地的大地主，她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将。我没有继续寻找父亲，就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了。此时正赶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湖南招生，我就报考了。我野心很大，心想当海军最高也就当个舰长，要想有更大发展，还是要参加陆军。
我考上了黄埔湖南分校。当时国民党一直在打败仗，从湖南撤退到湖北恩施，还要继续撤到四川。到了重庆，黄埔湖南分校就与黄埔总校第24期合并了。我们继续撤退。到了宜宾，国民党72军宣布起义。72军军长郭汝槐是共产党潜伏下来的卧底，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作战厅）厅长。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就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作战的情况共产党都知道，你说国民党能打赢吗？
那时解放军的三个团一直在追我们，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我们走小路他们也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我们军校的教育长也是共产党的间谍。我们全被追散了。追到大渡河边的沙坪时，我们的头头也被解放军俘虏了。剩下的十几个人，跑到凉山的一个大院坝，碰见一个农妇。她看我们才十几岁，就让我们别跑了，给我们煮饭吃，还把我们安排住她家楼上住下。
到了晚上，解放军的一个连也住进来了。我们住上面，他们住下面，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楼上。当时我建议，现在我手里还有4个手榴弹，把这4个手榴弹扔下去，然后趁乱逃跑。有个女同学当即就哭了起来，说她很害怕，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别扔了，也别跑了，我们就剩11个人了，把武器交了，和他们和好吧，我们回家。她一提议，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就喊话，说共军兄弟，我们愿意交枪。那个解放军的连长就说：好，我们欢迎你们。我们现在正需要人，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国民党黄埔陆军学校半年多，就又稀里糊涂成了解放军。这一天是1949年的12月19号。
我们被调入宣传队，驻军在乐山的五通桥，然后就动员我们要支援进军西藏。
1950年6月，我们从成都附近新津县坐汽车往西藏开拔。几个月后到达甘孜，在甘孜成立了西藏民族干部训练班，其中又有一个青年干部学习班。我是该学习班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学习藏语，老师都是藏族人。有个老师是汉人，叫傅施仲，是刘文辉的干儿子。
我们在甘孜停了一年多。昌都战役（听说解放军死了六七百人）之后，我们继续从甘孜向昌都进发。在昌都停了七八个月，等待解放军与西藏军的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军的总指挥、藏方首席谈判代表。
谈判进行了三个多月，没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挪到北京谈。西藏方面没人愿意当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说去北京谈判，共产党肯定会把首席谈判代表杀掉。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经被解放军俘虏，达赖方面就想，既然我们的阿沛已经在你们手中，那就派他当我们的首席代表好了。于是阿沛就这样当上了中共与西藏北京谈判的西藏首席代表。
西藏共有5位代表。在谈判结束签订协议的时候，其他4位西藏代表都不同意签字，阿沛同意。阿沛是首席代表，首席都同意了，其他人也无话可说，也就跟着都同意了。这样，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23条协议签署了。毛泽东特别就此下达一道命令，称阿沛•阿旺晋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为祖国立了一大功，希望西藏军区领导同志在政治上要特别看待他。后来成立西藏军区，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阿沛这辈子算是运气好，每次都是逢凶化吉。当初与解放军作战，西藏方面没人愿当总指挥，觉得指挥与解放军作战等于送死。可是阿沛愿当这个总指挥，虽然被俘，毕竟没死。昌都谈判，藏方没人愿当首席代表，阿沛说没人干我干。首席代表，那是很高的衔位啊。他干了，也没受什么大害。北京谈判，没人敢当首席代表，他又当了，那地位更显赫了。没想到，毛泽东还专给他下这么个指示。后来中国人一说西藏，就只知道阿沛•阿旺晋美了。凭着毛泽东这句话，即使文革时期，阿沛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和平协议签署，我们向拉萨进军。走了一个月，1951年11月底到达拉萨。行军途中，我的墨镜丢了，得了雪盲症。眼睛肿胀，流眼泪，什么也看不见。
离开昌都时，18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1951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19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的藏。
二、在日喀则的两年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5个团（兵力），达赖有12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上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20万块袁大头（银元），用4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20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50米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5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几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1952年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35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他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老佛爷送的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30年，每3年可以晋升1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1天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1954年。
三、21年的劳改生涯
在西南干校，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反右时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1958年6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露了出来，于是1959年3月2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4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1959年7月份，我组织3个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
我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4年刑，加起来就是9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9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他地方都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个条件，豆腐厂每天卖100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营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60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躲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她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3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遗憾的是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26岁当右派，这时已经32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戴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一周，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了。那7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3天3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9年改判为4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5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29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2米、宽2米、高2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4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4年换曼德拉的27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满7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3次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判决书编号却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这等于说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四、一门三右派
我家是一门三右派，除我之外还有父亲和四弟。四弟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某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因揭露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实，给共产党的劳改政策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而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未获分文赔偿。
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名列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拜识了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叫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共产）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疸病、浮肿病迅速蔓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身的莫逆之交。
七弟王誉虎，因了这样的家庭背景，60年代初曾连续两年参加高考皆不得录取。那些平时比他学习差的同学，个个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殿堂，他却两次都名落孙山。那时候上面有个原则，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只给5%的录取率。文革时期七弟在北大荒当知青，因有家庭背景作把柄，被人整得妻离子散。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馆门院子里摆着一辆轿车，媒体都报道了。那辆车就是我七弟当初借给学生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惟一的一辆“公务专车”。里面还陈列有七弟借给学生用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学生广场示威期间，七弟5天送去了8卡车食品。后来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有一段话：“四通下边有个鷺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华成托运服务公司的那个头头就是王誉虎。
在我们兄弟七人中，我是最老实的孩子。当年母亲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穿越日军封锁线去找父亲，就是拿我做冤大头即兴演一场戏，才得以突破封锁线。那时过封锁线必须持介绍信，我们一家根本没有介绍信。母亲当着日本人的面啪啪打了我几个耳光，问介绍信哪儿去了。我被打得哇哇大哭，也不知道辩解。当时不能打老大，打了老大，老大肯定说哪儿有介绍信这么回事啊！但我老实，打了也就打了。这时翻译说话了，说一个女人带那么多孩子，就让他们过去吧。就这样放我们一家过了封锁线。还有一件事，当时我家住什刹海。母亲给我织了件毛衣，有一个变戏法的路过我家门口，跟我说，你要是把毛衣脱了，我能给你变俩。我信以为真。变戏法的告诉我，闭上眼，转过身，不叫你转身你别转身。结果毛衣被他这样骗走了。
就是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后来在共产党统治的30年里我却吃尽了最大的苦头。我15岁离家当兵，出狱时快50岁了，在监里或当劳改21年多。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出狱不久我组建了家庭，生儿子的时候我正好50岁。谢天谢地，想不到我还能有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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