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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5周年传递出的中国政局信息

 2014-06-15 12:3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2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6月15日讯】 因为没有强大到共同认同的宗教,中国社会建构的遗传密码保留在历史叙事和记忆中。历史事件,在政局出现重大冲突和转折关头之际,有特殊政治动员和形成共识的凝聚力。因此,朝野双方在政治博弈中,都重视对政治史上重大事件的记忆、阐释和传播。在毛后中国政局演变中,毫无疑问,“六四”是最大的政治性事件。从每年各界对“六四”的纪念和讨论以及中国政府应对对策,可以分析中国政局的动向。

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政治意义

人们热议的所谓“六四”其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开始到六月三日被镇压的起自北京高校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另一个是六月三日晚三十万正规军在北京镇压民运的大屠杀。据说,有数千学生和市民死于屠杀。广义“六四”还包括其后的政治清洗和迫害。

“六四”是毛后中国政治的转捩点。在毛泽东文革破产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朝野争论以什么发展模式替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模式。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代表的激进毛派已经被清洗。七十年代后期,华国锋代表的温和毛派即维护毛泽东一切决策的凡是派在与邓小平和陈云代表的实践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政争中出局;摈弃毛泽东的发展模式成为朝野共识。接着,实践派分化为还原派和改革派。陈云代表的还原派认为,既然毛泽东错了,就该回到毛泽东否定的经典共产党模式去,斯大林模式或某个变种。但邓小平认为,国际国内条件都变了,特别是中西发展结果比较,应当改革开放旧制度。整个八十年代,共产党内是还原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基本趋势是改革派占主导地位,同时,改革派内部也有分化。邓小平主张威权维稳保政局安定,改革开放促发展。体制外青年人则主张全面改革开放实现民主自由的发展模式。改革派争论构成八十年代政府与民间之间冲突的主线;基本趋势是全面改革派主导民间并快速渗透进体制内。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是学生打先锋以街头运动推动执政党全面改革的一次冲击。“六四”镇压是威权发展派对全面改革派的镇压和清洗。“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思想主导中国发展。每年纪念“六四”传递出的信息是自由民主派与邓小平威权发展派的斗争的政局。“六四”成为共产党的死穴,纪念“六四”成为民主派的图腾。

华人世界“六四”心结二十五年的演变

“六四”镇压刚发生,全球声讨谴责。然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人们开始分化。由于中共打压和封锁资讯,大陆内部主流民意逐渐淡化“六四”。另一方面,新一代不了解“六四”,政治冷漠感也使得他们对“六四”没兴趣。大陆内部继续关注“六四”的人们是一些对中国发展模式状况关心的人,他们的情绪与海外华人的整体情绪一样,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对八九民运以反思为主。许多人认为,“六四”屠杀虽然是悲剧,但维护中国稳定,保障了经济发展,为改善民生、提升国力创造条件。因此,“六四”令人遗憾但可以接受。还有不少人认为,“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导致流血结局的责任者是八九民运的领导者,他们的过激行动逼得邓小平为维护稳定和发展不得已的措施。甚至还有人采纳中国政府说法,八九民运是一小撮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毁灭国家发展前途或者一些幼稚而不可理喻的人,在国际势力配合下践踏法制的动乱,“六四”镇压是必须的。

“六四”镇压后,中共建立了高压维稳机制,确实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但高度集权,导致大规模腐败和滥用暴力,造就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少数权贵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果实,多数百姓承担发展的代价和苦果。事实教育了人民,共产党并没有像允诺的那样认真解决问题,信访和行政诉讼还成为权势者再度欺辱受害者的方式。引发八九民运的所有问题,例如腐败、贫富不公、道德沦丧、社会治安混乱、经济缺乏安全、人权等问题,都在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关心一九八九年被镇压的民主运动,甚至当年不关心运动的人也对运动表示认同。八九后成长的年轻一代,除了出于年轻人好奇心强烈地关注被中国政府封锁的真相之外,他们在人生中付出昂贵的教育成本却没有发展机会挣得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也开始认同被“六四”屠杀镇压的八九民运。

国际社会在八九之后对“六四”态度也经历一个马鞍形变化曲线。“六四”刚发生,国际社会制裁中共。随着中国承诺遵守国际准则并愿意为之逐步改革内政,国际社会也逐步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一九九九年炸馆事件后,国际社会以为中国青年人政治上认同中共。全面恢复与中共的关系。借助国际市场,中国经济迅速窜升至世界第二。然而,中共并没按照承诺根据国际惯例改革内政,而是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修改现行国际规则。国际社会开始重新思考崛起的中共对国际安全的意义。

就在上述国内国际政治背景下,“六四”二十五周年到来了。

二十五周年: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

早在“六四”二十四周年刚完,“六四”领袖们就发出动员令,“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二○一三年到二○一四年,海外民主力量在一系列国际事件中,杯葛中共暴政: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廖亦武与中国艺术家和作家裸奔抗议中共御用文人;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民主党美国委员会在纽约年夜水晶球坠落仪式上抨击致辞的中国政府逮捕并向中国政治犯拜年;二○一四年三月二日,洛杉矶艺术家和中国民主党人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之际颁发奥斯卡中国人权奖;二○一四年三月,中国民主党在法拉盛春节游行时打出标语支持中国民主化。二○一四年一月一日,中国海内外人士接力绝食,表达对中共暴政的抗议。中国大陆内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讨论中国问题和出路。

随着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趋于高潮,中共惊恐万分,以超出应对二○一一年茉莉花革命的严厉措施打压挑战。在“六四”前大规模抓捕中突破数道底线:六十五岁以上的轻易不抓;专业人士专业讨论不抓;家里聚会不抓。江胡时期仅仅通过警告和阻拦破坏上述活动。

中共的暴政并没有如愿阻止、反而刺激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香港维园烛光超过十八万人;台湾和澳门也都突破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记录。欧洲和美国的纪念活动比往年更加形式多样。德国抗议者苏雨桐、廖天琪和长平进入领事馆献花圈和递交抗议书;美国民主党会同访民、留学生及专业人士包围纽约中领馆迫使其暂停领事业务。在美国,白宫、国会和国务院都高调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带动西方政府和政要纷纷表态。

“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传递出的政治信息是:中共后八九建立的腐败暴政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八十后和九十后的年轻人正在成为纪念“六四”、争取民主自由中国前景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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