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6月14日讯】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中共掌權後，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拢，与*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茬，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饭，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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