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5月11日讯】不知道从何谈起，湖南武冈农妇邓元姣的那最后72小时。据《新京报》报道，因家人超生而屡次申请低保被拒，瘫痪妻子邓元姣被丈夫艾绍金“放赖”于乡政府，三天后受伤身亡。“放赖”是湖南乡野的一种说法，即通过把患重病的亲属留置于他处的手段，让对方满足其要求。在没读过书、不懂法律的艾绍金一家(包括他们周围的人)眼中，一度认为这是最有效的诉求表达方式。

事情远无法用简单几句话就能概括完整：一个经济状况原本还说得过去的农民家庭，一场大病便瞬间一贫如洗；申请低保却遭遇地方“土政策”的非难，将是否缴纳社会抚养费与能否领取低保挂钩———因贫困而交不起“计生罚款”，又因交不起罚款而无法申请困难补助，乖谬尽显；村干部因基层选举、村民举报问题而涉嫌“挟私报复”———“你不选我，我不给你米吃”，当然，事发后可以尽情否认；村民表达诉求、维护权利，习惯以上访、“放赖”的方式进行，这是基于旧有经验出发的利害选择；农妇被留置在乡政府72小时后莫名受伤身亡，其间不乏蹊跷，但乡政府拒绝查阅监控视频的要求，事件并未启动调查便以“私了”的方式解决，以几万块“人道关怀”做结，待遗体下葬时人钱两讫……条分缕析后的农妇之死，悲恸莫可名状，惟有一声叹息。

从任何一条线索出发，都确定无疑地可以牵出一个积重难返、欲说还休的大话题，但回到原点会发现，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出了人命的事件，这一切的一切又都不算是问题，而只是国民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体验。是的，这是生活，这是足够真实但又异常残酷的生活。

村民因病返贫，多次向村委会和乡政府求助、申请低保，但基层政府却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拒绝。湖南省相关规定中，“违法生育且没有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者，不能享受民政、教育等方面的奖励优惠政策”，但救急的低保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奖励优惠”，这个道理并不难说清，却在普通农民的现实生计中成为无法翻越的大山，横亘在生与死之间。村民向上反映诉求的途径，纸面上规划的当然有很多，且一直有很多，比如基层民主的激活，比如法律渠道的诉讼。但对村民而言，被认为最管用的还是“放赖”———以某种讹人的方式谋求政府官员的重视。传统的维稳逻辑之下，似乎只有“闹”才有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尽管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村妇在乡政府受伤身亡，监控视频拒不公开，公安机关启动的调查显然不如其他行政部门的“灭火”有效率，人命对价几何，各地有各地的标准，按部就班，人财两讫，干净利索，但却依然残忍。

也就在最近，国家层面的信访制度改革启动，对信访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处理信访事宜提出程序和时限的要求，甚至以不受理越级上访的方式来试图引导基层民众就地解决纠纷。反观农妇邓元姣之死，不难看到，宏大叙事从制度出发对公民个体所施加的关照，有太多细节需要落实，有太多对接性的制度设计需要激活。

“我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书，跟政府打官司，打不起”，这是死者家属在接受当地政府“人道关怀”费用时的话。但在这场像极了交易的“人道关怀”中，农妇莫名受伤死亡的事件调查被人为回避，家属不得已而放弃质疑，基层政府乐见这种粗糙但却颇具实效的处理方案。尽管，有可能真如政府工作人员所言，“不排除是自己摔伤”，但为了畸形的稳定也宁愿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放弃自证清白的机会。看似双方自愿的合意，却各有各的无奈和妥协。

然而，农妇邓元姣之死背后，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都真实存在，而且依然顽强地生长和发酵，影响活着的人。每个月多100元钱的愿望，在围观者看来是那么微不足道，没有、也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原本应当有更妥帖的办法，在矛盾最开始的地方得到处理；原本有更多制度上的设计，在矛盾发酵、拖沓的过程中随时激活，将纠纷真正化解。农妇邓元姣走了，得到一声叹息；农妇邓元姣之死，不能只有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