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4月18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路克编译报道）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13日消息，十七岁的蒋捷连是最先被开枪打死的学生之一。当他在木樨地桥附近的一个花坛寻找掩护时，一颗子弹击穿他的左肺。他对他的朋友说:““快跑！我被击中了”，随后就瘫倒在地上。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11点，解放军第38军的部队来到复兴门外大街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之后发生的。
此前半个小时，蒋捷连从他位于北京西边的家中跳窗而出，加入了这场几乎将中共推翻的运动，虽然最终未能在中国实现，六个月之后六个东欧共产政权在人们的抗议活动下被推翻了。
就是在木樨地这里，38军的部队被下达命令在黎明前清除广场，对广大的学生抗议活动采取了暴力流血镇压。
天安门附近，1989年6月4日受伤的女孩。（Getty Images）
25年后的今天，在复兴大道27号公寓楼没有一丝当年事件发生过的痕迹。子弹反弹后造成的弹口都被填平了。也没有纪念的牌匾说明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楼内居民们已经像集体失忆一般，尽管发生过一连串从大饥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禁忌的疯狂事件。
一位烫发老年妇女说：“1989年，1989年，不，我不记得1989年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一位面无表情、50多岁样子的男子说：“我记得不太清楚”。
从当时目击者的角度，很难想象居住在该地的人们对那天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蒋捷连到达木樨地桥的时候，他是数万人墙中的一个，中共士兵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未能驱散他们。
为了阻止军队学生们设置了路障，有人在撤退时被困在路障中，许多人在逃生中被踩踏。蒂莫西•布鲁克在他的《镇压人民》一书中写道：“部队没有受过此类任务的训练，士兵大多数是农村来的，都没在城市里走过，更不用说演练过一次战斗”。
安全部队也缺乏补给、卡车和适用的无线通讯，同时他们使用的防暴设备，也没有受过训练如何正确使用。防暴部队发射了催泪瓦斯，却吹回到他们自己的脸上。各单位在错误的时间抵达错误的地方，互相拥挤，造成伤亡。当他们到达木樨地桥的时候，军队的沮丧和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
随后被泄露出的中共国家安全部报告中称：“一些士兵被石块击中，有的失去了自我控制，开始疯狂射击任何高喊‘法西斯’或扔石块砖头的人，至少有一百多名市民和学生倒在血泊之中”。
1989年6月4日士兵跨越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个障碍（Getty Images）
蒋捷连是北京最负盛名的一所中学的学生，他在被送到医院前就死去了。他的遗体几天后被在八宝山公墓火化，父母将他的骨灰带回家。
每年，“天安门母亲”，一个由在天安门大屠杀中失去了子女的128名的父母们组成的团体，都写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对流血事件予以承认，并道歉。中共的表示则是年复一年的不作回应。
哈佛大学教授何晓清说：“当权者可以抹除人们的记忆，但是有代价的。对人们记忆的压制，总是伴随着社会政治和心理的扭曲。中国社会对信任的缺乏就是一个例子。广为流传的犬儒主义是另一结果”。
今年，六四25周年之际，中共比以往更加卖力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人们的言论。没有人在手机或互联网上公开谈论天安门大屠杀，甚至提及六四这个日子，而只是称“这个事件”或“纪念日”。
天安门文件编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说：“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被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了”。
警察已经开始行动，有警员站立在北京市中心所有主要路口，特别是通往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干道上。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说：“自今年年初以来，监视增加了，在我住的地方用有站岗的，监视我做的一切。如果我走的太远，就会打电话问我在哪里”。
去年，天安门母亲的五名成员到中国的各个省份，去听取北京之外的家属们有关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他们孩子的故事。上周，非政府组织团体中国人权开始在其网站发表了相关的采访。
尤维洁说道：“自周一以来，警方开始将我们五人带到派出所汇报日常活动。此外，我们试图通过中介将采访发到香港的纪念馆，但一切都被拦截，帮助我们的也有了麻烦”。
六四那天晚上的死者数量仍是未知数，估计有几百人到几千人。其中有些人被埋在北京郊区的墓地。
香港的劳工党的领袖李卓人说道：“自从六四抗议活动以来已换了三代领导人”。他曾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递去过一百万港元，他在1989年6月5日试图离开大陆时被短暂拘留。
李卓人说道：“当你看中共的领导，每一届都比前一届更加严控人权，指忘他们承认错误是不现实的”。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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