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4月16日讯】题記：他父母一心盼着唯一的儿子能考上大学，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有想到考上大学、品学兼优的儿子，却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自此以后磨难一生，与冰刀为伍，共霜剑作伴……
他叫舒仕恒，1937年出生，是我们四川省自贡地区富顺县人，出身在一个普通医生家庭。早年由于家境贫困，父母只供这个唯一的儿子读完了高中。1955年他被录取到了昆明师范学院数学系，不久他背着行李，兜里装着上船前父亲塞给他的三块钱人民币来到了如花似锦的春城昆明。入学不久，他便彼全班80多名同学选为数学课代表和文体委员，为报父母养育之恩，他立即提笔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姐妹写信，告诉了这一可喜的消息。父母将此信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一心盼着唯一的儿子能够早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有想到两年后品学兼优的儿子却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自此磨难一生，与冰刀为伍，共霜剑作伴。
用舒仕恒的话说：我刚上大学时既喜好文艺又热爱体育，在班里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个。当大鸣大放开始之后，党号召我们给党提意见，好使党改正自身的缺点，其实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党有什么缺点，所以也没提什么意见。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给学校膳食科写过一封信，要求改进学生的伙食，结果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学校领导就翻出了这件事对我们说，‘伙食再不好也比红军长征时和八年抗战强吧，那时人家吃草根吃树皮都没给党出难题，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学校领导认为我们是早有预谋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是说吃的好与坏，而是觉得我们吃的没达到我们所交的那个标准。就这一点学校领导抓住我们几个同学死活不放。而且把我当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其实那封信并不是他写的 ，是两个比他年龄大的同学写的，但号召全班女同学签名是却是舒仕垣，是他到女生宿舍找她们一个个签的，于是他了闹事的主要“罪魁祸首”，自然遭到重拳打击，备受20多年的非人折磨。
学校领导定他罪名是“向党进攻”，他说进什么攻？那时我才不向党进攻，只不过最后整得实在不行了，我就说了一句：“如果你们说我是向党进攻，那就是向党进攻”，结果人家一下来劲了，硬说我已经承认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罪行”。说实在话，谁能进攻得了共产党，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都不行，况且我那时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呀！。”
除此，他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就更离谱了。1956年下半年他所在学校班里选班干部，老师指定了3个人让同学们举手通过，他提出要差额选举，结果犯上了这桩“大罪”。抓学生右派，是中国“反右斗争”的一条风景线。这条风景线，就是把成千上万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送去劳改，埋葬了他们的一生，作孽不作孽啊？
舒仕恒说：反右开始了，我们班的同学相处都很好，闹不起来，结果学校动员别的系的同学来我们班抓右派。后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生物系和别的系都出现了学生跳楼自杀的情景，比如我们班的华德高和穆国发最后也死在了那场可怕的运动当中。1957年9月我们班该毕业了，记得好象是9月25日，学校召开了千人大会公开宣布右派名单，当时共宣布出了我们班的11名同学为右派，全校有好几百，几乎都是优等生。由于当时宣布的人数多，开始大家毫无恐惧心理，每当宣布谁是右派的时候，相互看一看笑一笑，心想还有你。就这样，台子上在不停地宣布，我们底下的同学却没有当回事，因为这时还不知道右派的严重性。等宣布完名单之后，学校党委书记紧接着声明：“右派分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下大家傻了，千余人的大会顿时哑雀无声，个个低着头，谁也不说不笑了。很快，朱承义、孙开四等几名同学被宣布逮捕法办，大家的心情也更加紧张了。
舒仕恒还算是比较幸运，只是热恋中的女朋友和他吹了。他难过了好几天，毕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呀！分手那天女朋友哭了，咽咽泣泣红着眼晴说：“恒，不是我不爱你，是现在我们不同一阶级了，你成了革命的敌人，可我还得革命下去啊！”有什么办法，“看着稀饭化成水”，他只硬着头皮说：“你忘记我吧，你忘记我吧……”初恋之情能忘记吗？
拭去眼泪，抚着心灵创伤，他背着“右派”这口黑锅去到了昆明第八中学代初二的数学课。工作之后不是右派的同学月月工资都是50多元，被打成右派的他伪只有20多元，低了一半还多。这叫“阶级斗争，敌我分明。”工资少一半还得夹着尾巴做人。他教了一年书之后，中央又开始“肃反”。他是八中唯一的右派，“肃反工作组”领导说：右派怎么能教学生，不是把学生也教育成右派了么？于是把他“肃”出来教书队伍，自此吃住不但不能和老师住在一起，让他赶着学校唯一的一辆马车，整天给食堂拉拉粮拉煤，并且一个人住在马圈里。学校的任何活动都不准参加，哪个老师也不敢和他说话，有的老师为了表白自己是革命的，还有意挑拨学生骂他。到了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校又把他送到好几百公里外的罗平县南盘江公社伐木队劳动改造。
伐木队的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加上粮食不够吃，全靠吃芋头，天天吃不饱肚子。在这里干到年底，学校通知让我回来，说要给我摘帽子，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最后决定他的右派情节一般，分配工作，察看一年。后来有人说他是数学系毕业的，肯定会算帐，所以又安排他登三轮车买菜、管帐、搞勤杂。
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没什么区别？他说，当时就因为这事不服气，还吃过不少亏。记得有一次工作组找他谈话，他问工作组，如果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那党员开除了党籍是不是还是党员？。结果一下把工作组的同志问急了，不久他们以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名义，把他发配到滇池对面的晋宁县古城公社的一个农村小学教书。教了不到一年，“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自然作为牛鬼蛇神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拉到晋宁县电影院的台子上天天批斗。有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上台揭发他说：“这个右派分子公然在她面前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用。但这句假话一下发酵，动员起来不少人举拳头，喊口号，一下成为“样板”，谁想骂就骂，谁想打就打，简直是把人整得死去活来。
他说，记得在1966年底的一天晚上，实在受不了了，眼看就要出人命，半夜悄悄地背起被褥偷偷地跑回了昆明八中，但没想到云南省的文革指挥部就设在学校，差点把他吓死。多亏当晚值勤的两个小头头是他的学生，他们暗示让他马上离开昆明。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就跑到昆明火车站买了一张开往成都的票，赶在捉拿他的人的前面，不然小命早没了。回到老家闲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帮助老人做饭洗锅几乎什么也没干，不过这次回去通过他嫂子认识了老家酒厂当会计的一个小姑娘，那个姑娘他比我小6岁，对他非常好。他说我是右派，姑娘说你是我喜欢的人，管它什么派。其实那时姑娘年轻，被爱火烧迷了，并不懂右派的利害关系。他俩越谈越热火，第二年就结婚了，那年他整整30岁，总算有了个家。
到了1968年初，抓他的风声小了，他大着胆子独身一人回到昆明八中探消息，当时学校正是复课闹革命，他留下没走和造反叛混在一起排练《红色娘子军》，演洪常青谁都演不像，他演得和真的一样。排练了很长时间准备正式上演出了，结果又有人提出洪长青是党代表，舒仕恒是个右派分子，怎么能演洪长青呢？他一看不妙，赶快退出了宣传队，又开始干些没人干的杂活。在这期间他还当过一段体育老师。直到1972年初，八中新来的一个校长叫史荣昌，这人特别好，并没有把他当成坏人，而且还让他当上了初一的班主任。他把这个班一直带到毕业，全班同学的德智体都非常出色。后来粉碎‘四人帮’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史校长打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且说他还包庇过舒仕恒这种坏人。史校长白天晚上被无休止的批判，有时还不给他吃饭，最后史校长受不了这种折磨，一个晚上就触电自杀了。史校长自杀后，斗争矛头转向了他，说他是‘四人帮’派到云南来的爪牙。
1977年5月26日，学校通知全校教职工在大会议室召开批斗他的斗争大会，学校指定了几个同学发言。这些指定发言的小家伙，上纲上线觉悟很高，一个个发言都很激烈，好像他真的是‘四人帮’的帮派分子，但大多数同学却不吱声，认为他太冤。在批判的过程当中，会场上突然冲进来几个不知是公安人员还是解放军的年轻人，当场宣布正式逮捕‘四人帮’的爪牙和反革命右派分子舒仕恒。话还没说完，站在他身后的两个军人，迅速把他的左右手前后反铐起来，拖狗样的拖出会议室，然后又把他抬起来扔上了一辆大卡车上，他好不容易站起身靠在车槽上流着眼泪望着会议室的几十个学生。隔着玻璃他清楚地看到不少学生和老师也流着眼泪望着他。拉他的卡车虽然已经走得很远，但会议室的老师和学生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
这次他被关进昆明市最大的西山看守所，和将近30个人住一监狱一间小牢房里，晚上睡觉每人只有60公分的地方，饭菜还不如猪食，估计是抓的人太多顾不过来。他进去之后连一次也没提审过，9月底的一天，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把他放了。他留着很长的胡子和披肩发，再一次回到了学校，这时他才知道他爱人顶着重重困难和压力，给他生下一个胖小子。没想到当天晚上学校又派人把他拉去交待和史校长的关系，他交待不出来，他们骂他是最最顽固的反革命坏蛋，当晚后半夜，又把他送进了那所监狱。第二天他的小肚子痛得要命，连续喊了三天都没人管，直到第四天才把他送到昆明的延安医院，经过检查，说是移位阑尾炎，急需做手术。这时监狱让学校领导通知家属，结果他们既不通知又不同意给他动手术，在医院住了三天没人管，学校说出了人命我们负责。到了第四天公安人员又把他拉回了监狱，手术没做成但最后自然好了，一起的犯人都说他福大命大。什么福大命大啊，是阎王爷不收命！这次进去一直关到第二年的三月底，一天几个公安人员把他拉回学校，宣布判处“反革命份子舒仕恒”劳动教养两年。
宣布的当天就把他急急匆匆地送到昆明往东20多公里处的大板桥劳改农场，在这里他和20多个流氓小偷住在了一起。刚进去的时候谁都得挨几次打，但没过两天他们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就不再整治他了。劳改农场总比看守所好，但只要是共产党的专政机关都没有好果子吃。在农场经常有学生和家人去看他，给他减轻不少精神负担，甚至能够增加我他的生存信心。”
直到1979年3月底才把他放出来，9月底才给他彻底改正落实政策，去了昆明二中。他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重执教鞭走上课堂。他不计较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和爱恨情仇，既然教书就要把学生教好，为人师表不能有半点马虎。从1979年到他退休之前，他在云南的教育事业上重重地抹下了一笔。他先后担任班主任整整15年，送走了6届毕业生，升学率始终在95%以上，而且连续两届毕业升学率达到了100%，他的学生近百次在全国和省级的各种竞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他也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十佳教师、云南省劳动模范和昆明市十佳园丁等多种荣誉称号。可是他的工资是29元我挣了10年，39元又挣了10年，监狱里关押的那些年一分工资也没有。好些年后赶上工资改革，他的工资才达到一般的教师水平。对这事他当然耿耿于坏，说为了钱吧，他却获得奖励的几万元几乎一分不留地捐给了“希望工程”。”他说我不是要几个钱，要的是公正公平与人格尊严！
他现在早已光荣退休，被叶青私立学校聘任为校长。不是他喜欢当校长，而是他这辈子没把教师工作干够。他醉心于教育工作，愿意把全部生命献给它！谈及往事他哈哈一笑说：忘不了也抹不平，这个灾难太深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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