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海外民运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改良，还是革命（三）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1月06日讯】思想是人的灵魂；政治意志则是政治运动之魂。可是海外民运一直没有形成坚定、明确、统一的政治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海外民运可以说是无魂之政治运动。这也正是其迅速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余年来，海外民运思想混乱的状态从未得到的改善。思想混乱之中，政治意志肢零破碎，根本无法形成震撼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能量。但是，有人竟把导致海外民运边缘化的思想混乱，视为民主的当然结果，而且至今不误。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些人似乎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只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民主运动急需铸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去决战中共专制。而思想混乱，恰是海外民运的精神癌症。此症不除，海外民运断难成为具有创造历史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治运动。
纵观海外民运思想史，可以发现改良主义思潮始终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乱的潜流。因此，为使海外民运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决战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须对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义已经被过多的学者进行了过多的诠释。庸人学者们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繁琐化，当繁琐到上帝都厌倦的时候，便很少有人会愿意对之进行讨论，于是，庸人学者就会以对繁琐的独占而宣称他们的渊博。为了避免除皓首穷经的腐儒外无人感兴趣的繁琐，为了能够对问题作简要、明快的讨论，本文所谓的政治改良主义只限于当代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
当代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阵狂风，由中共官僚体制内，吹到了海外民运中的人；另一部分为现在仍处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其中还包括某些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文人。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迴、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铁血手段向历史申明：它决不允许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良和平演进到民主政治――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
尽管改良主义的文人制造或引进了诸如新权威主义、威权政治、后极权政治等等一系列伪概念，试图说明中共专制已经软化，因而有改良的实际可能，但是，“六四”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仍然处于典型的极权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泯灭良知的极权政治。
“六四”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事实上也没有谁真正想要挽救。
当前的中共“上层一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自杀行为，因此，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当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经丧失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弃妇”们依然或者呼天抢地，或者媚态百出地召唤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结果必然是让人们在思想混乱中迷惘于改良的幻想，从而掩盖只能用民主大革命开辟中国未来命运之路的真理。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政治铁律：改良总是以强化改良运动主导者的政治地位作为目的；专制的改良，不是为了否定专制，而是为了给专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实际上对“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过分希求。由专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动启动并主导否定专制政治的政治改革――这种希求不仅违背政治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实际例证。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喜欢以台湾民主转型为例，来论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在此，他们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即中华民国从政治理论基础到法律制度本体，都与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蒋介石的独裁只是以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等国内国际形势的具体背景为根据。蒋经国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况下，向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理念的回归。所以，所谓台湾经验根本不适用于分析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残凶、最狡诈、最虚伪的极权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戈尔巴乔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辩护。中共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这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国的社会危机呼唤革命的时刻，在中国的苦难和艰难渴望革命的时刻――当中国的命运问题必须用坚硬的革命加以解决的时刻，改良主义的温柔小夜曲，听起来就显得格外冷酷。
苦恋政治改良主义的深情，与仇视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长。革命，这个曾经引导人类杀出中世纪专制重围的具有英雄情怀的概念，现在却受到极不公正的侮辱和贬低。攻击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许来自西方，但是，对革命表现出激烈怨恨的，却是当代中国散布改良主义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着什么？
就近现代专制和民主政治的范畴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着彻底否定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在现代，革命主要意味着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
无论近代还是现代，革命的一个明确特征在于，发动和主导社会大变革的力量均起自于统治集团以外的各个社会阶层；尽管革命并不拒绝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派别作策略上的妥协或联合，但是，革命之魂总在民间，而不在专制统治集团之内。
且让我们看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对待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逻辑：共产主义革命是暴力神圣化的过程；共产主义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滥用；所以，今天对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否则，就是暴力的轮回，革命之后上台的暴民，说不定比共产党还坏。
上述思想逻辑是由错误的概念，错误的类比和无端的推定构成的思想阴谋，阴谋的目的在于，以反暴力的名义，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弃革命的权利。
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代，人类命运的政治主题一直是革命――由专制，通过民主革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这个历史进程的前一时期革命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封建专制；而后一时期的革命对象则是共产极权专制。就民主革命的范畴而言，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是对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专制主义的复辟。理由很简单，共产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内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暴虐的极端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乃是伪革命，真专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义的苦恋者用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来否定对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错误的类比得到的错误结论。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灵魂，即它的理论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理论断言，阶级仇恨，以及由这种仇恨催生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共产主义伪革命要实现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暴力和仇恨这两个概念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互相激发，创造出了恐怖的历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民主革命的目标，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每个公民拥有平等法律权利为原则的社会公正。在理论中，暴力和仇恨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图腾。但民主革命本质上与人性一致。前苏联和东欧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过程中暴力的运用完全被限制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能够接受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出现过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这表明，民主革命已经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诱惑，并能有效而人道地驾驭历史命运的程度。
讨论进行到此，应当得出结论：在中国没有改良可能的情况下，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艰难时刻，侮辱并否定革命――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运在内的中国民主运动思想混乱的根源。混乱的思想，无法熔铸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战，去震撼中共暴政。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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