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10月30日讯】中国的亿万儿童每天为了学业披星戴月，熬得深度近视，榨干灵魂和活力，只为争得一张进入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门票，而重点大学中又尤拼尽精力都要进入清华北大。但这所谓的一流学府还值得学子挤破脑袋、耗尽青春去奋斗吗？北大，还是那个北大吗？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也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明珠——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在1949年之前，这之后的北大，虽然还叫北大，但已如《红楼梦》中所云“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怎着桂花油”，名不副实了。
不妨先来看看北大的名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然而，因为积重难返，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依然统治着这个号称大学的地方，尸居余气，毫无作为。北大真正建立起它“学术重镇民主摇篮”的名声，是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开始的。蔡元培上任之初，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办学理念，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是时也，林纾，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刘半农，刘师培，周作人，吴梅，黄侃等时代娇子或指点江山，或埋头故纸，或宏扬西学，或破除陈腐，或面向未来，真个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盛一时之况。其继往开来，无论思想，文化与学术等，均取得了非凡成就，为中华历史上所罕见。也因此，北大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三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等学校领导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1930年，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职。就任后萧规曹随，继续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并动工兴建新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场；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 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不仅继续培养出大量战时和战后国内战争建设所需的各类人才，而且为世界贡献出了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因此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复员北京，于1946年10月正式复校，胡适出任校长，整合了北平大学医学院、农学院以及北洋工学院在北平的部分师资和学生。北大在内战烽火中继续她造就人才繁荣学术的崇高使命。
纵观此时的北大，其特点，正如鲁迅在《我观北大》中所言：“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可是，这一特色在49年后，就不落花流水春去也，不再存在。这首先体现在人才的流失上。1948年末，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到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因这一计划的实施，当时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不少：著名的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此外尚有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这其中不少是北大的中坚。比如台大校长傅斯年，便是在五四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于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受到章太炎门下弟子刘师培与黄侃等人的栽培。蔡元培校长革新北大后，傅斯年在胡适与鲁迅等五四先锋思想的影响下，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等志同道合的同学，于1918年发起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成为五四运动的一员中坚力量。除了史学上的卓越建树外，傅斯年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29-1937）、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直至生前担任台湾大学校长（1949-1950），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比如傅斯年去世后，接替他出任台大校长的钱思亮是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也与北大渊源颇深。此外如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历史系教授姚从吾等，都是原来北大教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才会这么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台大跟北大有很深的渊源，抗战胜利以后，帮助创建台大中文系的，好些是以前北大的教授或学生。所以，我在那儿教书很亲切。”
这还只是数量上的损失，北大精神或者说北大特点的消逝更体现在其质量上。这首当其冲的就是解放初期的院系调整与思想改造。政府于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土、建4系合并到清华大学，化工系合并到天津大学，农学院、医学院、政法专业等脱离北京大学，或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并入其他相关院校。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迁校址于原燕京大学校址，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调整的最大特色是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进行了“大换血”。当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校的27位理学专业的科学家，也有19位被调离，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此外，诸如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等措施也使北大元气大伤。更要命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即以学习苏联教育模式取代北大过去尊崇的欧美教育模式，而且这种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为此，当局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年北大校长马寅就在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其中有云中：“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从此，北大既丧失了它“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角色，也不再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的勇士。到文革十年，北大自身更堕落为“黑暗势力”，成为了统治着用来制造舆论愚弄百姓的有力武器。其集中体现就是文革中臭名昭著的“梁效”。“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挥的写作班子，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楼里。前后有数十人参加，多时保持在30人左右。这些“秀才们”根据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余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章的来头，反对他们的文章也会被视为“反动行为”而遭遇打击。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对迟、谢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排炮。”而他们自己也以此为荣。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迟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写作班子里的成员也声称，他们是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正是因为北大离真正的北大精神越来越远，所以，今天的北大不仅成为留美预备学堂，而且还丑闻不断：比如2005年，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园BBS被关，自“北大未名”的转型后，全国高校纷纷跟进建立限制外部访问的“校内交流平台”；2010年，北大率先引进自主招生，标准引发争议、被指沦为“掐尖大战”；2011年，“偏激学生”、“会商制度”等名词又再度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北大牵动公众神经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领域的作为，而是各种让人汗颜的举动。
北大虽然现在还叫北大，可它早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也不是蒋梦麟、胡适时代的北大，它只是一个“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北大教授钱理群语）的北大，一个面目全非名不副实的北大。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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