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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图)

 2013-10-17 01:4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17日讯】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1949年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的底线,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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