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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遮丑而牺牲的女人(图)

 2013-10-07 00:3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3


40年代已成名的女作家关露,被周恩来派去做“汉奸”,勾结敌伪收集情报。终其一生不能恢复名誉,1982 平反后自杀而死。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10月07日讯】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这支叫《春天里》的歌,曾经传唱全国,是一九三七年摄制的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写曲的贺绿汀是很出名的,写词的是关露,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她?

当年的上海滩,女作家寥寥可数。现在人们知道有张爱玲和丁玲,却不知道关露也曾经与她们齐名过。在毛共统治时,我只知道左翼的丁玲,连张爱玲都不知道,遑论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原籍直隶(河北),一九○七年生于山西,是无名的红色间谍,却背负著一辈子的“汉奸”恶名。

关露爱写新诗,她一九三六写的《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一举成名。她参与过刊物《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人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

二十五岁入党派做日本间谍

不幸,她一九三二年春加入中共地下党后被党派去日本人处做间谍,这就决定了她悲惨的一生!这悲惨不是日本人或国民党给她的,而是她对之有大功的那个党赐给她的。不能不使人感到特别讽刺和唏嘘!

一九三九年深秋,关露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就是当时住在九龙的廖承志,藉着他父亲廖仲恺的名声,隐蔽在香港为中共地下党搞特务工作。

关露到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后者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工作。关露的顶头上司是吴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等职),他与关露单线联系,直接领导关露工作。为了在上海打开局面,关露特地去整容,垫高了鼻梁。

关露的任务是接近日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除获取情报外,还要对李进行策反。

任务本来不是关露的而是她妹妹胡绣枫的,因胡绣枫与李士群素有渊源,且另有任务,担子遂落在关露身上。关露为妹妹挑起了注定要悲惨一生的历史重担!

关露当了李士群的秘书,后者也猜到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权衡利益,既然要在汪精卫、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摇摆,就要利用关露的地下党关系。关露成功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这直接导致潘一九五五年被打成“内奸”,被秘密逮捕后判刑。

一九四二年春,吴成方通知关露说任务已经完成,不用再到李士群处。关露要求去延安或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吴成方却告诉她,地下党组织决定她仍留上海,且要打入日伪杂志《女声》当编辑,伺机寻找日共地下党,以获取日方情报。《女声》杂志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关露打入《女声》后,由于精通日文,很快成为核心,由编辑而后任主编,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台。一九四三年八月,日本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女声》派关露代表赴会,并发言。
当间谍的工作使关露的神经非常紧张,出现严重的神经衰弱,并开始出现幻觉。她感到身体非常疲劳,情绪异常悲哀!

年秋,关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枫写信,暗示想去根据地。胡绣枫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邓颖超派人转告,中共上海地下党仍要关露留在上海工作。

日本投降后,军统在上海大规模抓捕汉奸,关露的处境十分危险。她找到吴成方要求迅速转移,但吴不同意。不久,重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下令将关露转移,由夏衍具体安排。关露才被送至新四军控制下的苏皖“解放”区,至此间谍生涯宣告结束。

中共为掩盖通日丑闻牺牲关露

关露迎来共产党的第一个打击是,她不能再与恋人王炳南见面。国民党方面认定关露为“文化汉奸”,共产党方面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关露是被党派去与日本人周旋的,所以关露的名声不好。王炳南是搞外事工作的,跟随周恩来与国民党打交道,周明知关露的情况,也不准王炳南与关露再发展下去。

王炳南计划去苏南和关露结婚,周恩来不批准,说对党影响不好。王服从党的需要,致信关露终止来往,关露只有自己吞下苦果!

党不能公开关露与日本人打交道是党的指示,为关露洗脱罪名,因为这不光彩。关露虽身在“解放区”,也被人目为“汉奸”。抗日战争结束,作家楼适夷在淮阴共区遇到关露,亲眼见到“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党的《新华日报》拒登关露的作品,使她深受刺激。

在苏皖共区,新四军开展整风运动,关露被隔离审查,多次被命令“交待问题”。后来关露的妹妹找到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下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关露一直背着“汉奸”的罪名,这对她来说是个甩不掉的包袱,她必须为党担下这个大罪。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关露到北京,她要求“归队”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一九五一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陈波儿(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看中,将其调入电影剧本创作所从写作。一九五五年初反胡风,关露受牵连,再次被审查,后因关系不深被放过。四月,毛泽东亲自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潘左右申辩,结果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为什么?为了封住潘汉年的口,不让他泄漏当年被毛派遣与汪精卫打交道的事。同样,关露也被捕,关入功德林监狱,再次诱发精神分裂症。

有文章说,当年“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
这样说,关露为党立了大功,党却以怨报德,我们不能不为关露感到悲哀!

潘汉年知毛汪关系被毛关死

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一九三九年,毛在延安亲自嘱咐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潘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编按:本刊六月号“延安日记”有相关报导。)

一九四二年九月李士群安排潘汉年赴南京见汪精卫,谈了两次,转达毛对汪的致意。一九四三年李士群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毒杀。日本投降,毛的恩师汪精卫已于四四年去世。潘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一九五五年三月,四十九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号召高干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很紧张。因为他一九四二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当年曾去见汪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当面讲清楚。只要毛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亲自下的命令。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潘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七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已死去大半年了。

九死一生,平反后自杀而死

一九五七年三月末,关露获得释放,回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不久“反右”,关露又受丁玲牵连,要交待问题。五八年初,电影局领导要求关露退职,她没有了工作。显然,关露已经失去了中共的信任。

一九六○年代初,随着政治气氛的放松,关露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工作,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文革爆发后,六七年,她又被“中央三办”抓走,随即关入秦城监狱,七五年方才得到释放。在秦城监狱中,关露捡到一根铁钉,她每天打磨这根铁钉,最终将其打磨成一支小针。

出狱后,关露未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入养老院。后来她又回到位于香山农村的小屋居住。

一九八○年五月,关露患脑血栓,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手部不听控制,拿笔写字也成问题。此后,为便于治病,关露离开香山,回到北京城内的机关宿舍,居住一间仅有十平方米的小屋。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其平反。同年十二月五日,关露写完了回忆录和有关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而死。

四十三年的汉奸骂名,十年牢狱,一朝昭雪,却选择了死,这是为什么?

关露爱着王炳南至死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三十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多年后,胡绣枫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李士群处)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柯兴写《关露传》时,查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是王炳南。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还有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关露活得太辛苦了,她为这个党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党终于给她“平反”,也给潘汉年“平反”了!她跟随这个党干“革命”,当年的理想追求,都付诸水流了,只剩下一身病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选择了死!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全程不到十分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备受重用的王炳南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

十八日,文化部、全国作协举行有四十余名中共文化界高干出席的悼念关露座谈会。王炳南指称,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造成不好影响,“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夏衍说:关露服从组织决定“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解放后蒙冤二十七年,她是一位值得尊重、纪念的好同志。

倒是丁玲说了一番真诚的话。这位当年和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四才女”的名作家说,关露的死,“照出了我的渺小和自私”,她自责、忏悔,没有给寂寞的关露一点感情,一点温暖。呜呼,为中共效劳、贡献一生,千百万人的牺牲,换来的究竟是什么?是民族的新生,还是一人一党的独裁?这大约是关露死不瞑目的问题。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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