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已成名的女作家关露，被周恩来派去做“汉奸”，勾结敌伪收集情报。终其一生不能恢复名誉，1982 平反后自杀而死。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10月07日讯】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这支叫《春天里》的歌，曾经传唱全国，是一九三七年摄制的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写曲的贺绿汀是很出名的，写词的是关露，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她？
当年的上海滩，女作家寥寥可数。现在人们知道有张爱玲和丁玲，却不知道关露也曾经与她们齐名过。在毛共统治时，我只知道左翼的丁玲，连张爱玲都不知道，遑论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原籍直隶（河北），一九○七年生于山西，是无名的红色间谍，却背负著一辈子的“汉奸”恶名。
关露爱写新诗，她一九三六写的《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一举成名。她参与过刊物《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人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
二十五岁入党派做日本间谍
不幸，她一九三二年春加入中共地下党后被党派去日本人处做间谍，这就决定了她悲惨的一生！这悲惨不是日本人或国民党给她的，而是她对之有大功的那个党赐给她的。不能不使人感到特别讽刺和唏嘘！
一九三九年深秋，关露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就是当时住在九龙的廖承志，藉着他父亲廖仲恺的名声，隐蔽在香港为中共地下党搞特务工作。
关露到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后者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工作。关露的顶头上司是吴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等职），他与关露单线联系，直接领导关露工作。为了在上海打开局面，关露特地去整容，垫高了鼻梁。
关露的任务是接近日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除获取情报外，还要对李进行策反。
任务本来不是关露的而是她妹妹胡绣枫的，因胡绣枫与李士群素有渊源，且另有任务，担子遂落在关露身上。关露为妹妹挑起了注定要悲惨一生的历史重担！
关露当了李士群的秘书，后者也猜到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权衡利益，既然要在汪精卫、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摇摆，就要利用关露的地下党关系。关露成功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这直接导致潘一九五五年被打成“内奸”，被秘密逮捕后判刑。
一九四二年春，吴成方通知关露说任务已经完成，不用再到李士群处。关露要求去延安或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吴成方却告诉她，地下党组织决定她仍留上海，且要打入日伪杂志《女声》当编辑，伺机寻找日共地下党，以获取日方情报。《女声》杂志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关露打入《女声》后，由于精通日文，很快成为核心，由编辑而后任主编，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台。一九四三年八月，日本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女声》派关露代表赴会，并发言。
当间谍的工作使关露的神经非常紧张，出现严重的神经衰弱，并开始出现幻觉。她感到身体非常疲劳，情绪异常悲哀！
年秋，关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枫写信，暗示想去根据地。胡绣枫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邓颖超派人转告，中共上海地下党仍要关露留在上海工作。
日本投降后，军统在上海大规模抓捕汉奸，关露的处境十分危险。她找到吴成方要求迅速转移，但吴不同意。不久，重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下令将关露转移，由夏衍具体安排。关露才被送至新四军控制下的苏皖“解放”区，至此间谍生涯宣告结束。
中共为掩盖通日丑闻牺牲关露
关露迎来共产党的第一个打击是，她不能再与恋人王炳南见面。国民党方面认定关露为“文化汉奸”，共产党方面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关露是被党派去与日本人周旋的，所以关露的名声不好。王炳南是搞外事工作的，跟随周恩来与国民党打交道，周明知关露的情况，也不准王炳南与关露再发展下去。
王炳南计划去苏南和关露结婚，周恩来不批准，说对党影响不好。王服从党的需要，致信关露终止来往，关露只有自己吞下苦果！
党不能公开关露与日本人打交道是党的指示，为关露洗脱罪名，因为这不光彩。关露虽身在“解放区”，也被人目为“汉奸”。抗日战争结束，作家楼适夷在淮阴共区遇到关露，亲眼见到“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党的《新华日报》拒登关露的作品，使她深受刺激。
在苏皖共区，新四军开展整风运动，关露被隔离审查，多次被命令“交待问题”。后来关露的妹妹找到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下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关露一直背着“汉奸”的罪名，这对她来说是个甩不掉的包袱，她必须为党担下这个大罪。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关露到北京，她要求“归队”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一九五一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陈波儿（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看中，将其调入电影剧本创作所从写作。一九五五年初反胡风，关露受牵连，再次被审查，后因关系不深被放过。四月，毛泽东亲自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潘左右申辩，结果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为什么？为了封住潘汉年的口，不让他泄漏当年被毛派遣与汪精卫打交道的事。同样，关露也被捕，关入功德林监狱，再次诱发精神分裂症。
有文章说，当年“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
这样说，关露为党立了大功，党却以怨报德，我们不能不为关露感到悲哀！
潘汉年知毛汪关系被毛关死
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一九三九年，毛在延安亲自嘱咐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潘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编按：本刊六月号“延安日记”有相关报导。）
一九四二年九月李士群安排潘汉年赴南京见汪精卫，谈了两次，转达毛对汪的致意。一九四三年李士群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毒杀。日本投降，毛的恩师汪精卫已于四四年去世。潘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一九五五年三月，四十九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号召高干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很紧张。因为他一九四二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当年曾去见汪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当面讲清楚。只要毛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亲自下的命令。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潘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七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已死去大半年了。
九死一生，平反后自杀而死
一九五七年三月末，关露获得释放，回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不久“反右”，关露又受丁玲牵连，要交待问题。五八年初，电影局领导要求关露退职，她没有了工作。显然，关露已经失去了中共的信任。
一九六○年代初，随着政治气氛的放松，关露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工作，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文革爆发后，六七年，她又被“中央三办”抓走，随即关入秦城监狱，七五年方才得到释放。在秦城监狱中，关露捡到一根铁钉，她每天打磨这根铁钉，最终将其打磨成一支小针。
出狱后，关露未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入养老院。后来她又回到位于香山农村的小屋居住。
一九八○年五月，关露患脑血栓，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手部不听控制，拿笔写字也成问题。此后，为便于治病，关露离开香山，回到北京城内的机关宿舍，居住一间仅有十平方米的小屋。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其平反。同年十二月五日，关露写完了回忆录和有关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而死。
四十三年的汉奸骂名，十年牢狱，一朝昭雪，却选择了死，这是为什么？
关露爱着王炳南至死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三十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多年后，胡绣枫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李士群处）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柯兴写《关露传》时，查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是王炳南。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还有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关露活得太辛苦了，她为这个党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党终于给她“平反”，也给潘汉年“平反”了！她跟随这个党干“革命”，当年的理想追求，都付诸水流了，只剩下一身病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选择了死！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全程不到十分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备受重用的王炳南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
十八日，文化部、全国作协举行有四十余名中共文化界高干出席的悼念关露座谈会。王炳南指称，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造成不好影响，“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夏衍说：关露服从组织决定“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解放后蒙冤二十七年，她是一位值得尊重、纪念的好同志。
倒是丁玲说了一番真诚的话。这位当年和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四才女”的名作家说，关露的死，“照出了我的渺小和自私”，她自责、忏悔，没有给寂寞的关露一点感情，一点温暖。呜呼，为中共效劳、贡献一生，千百万人的牺牲，换来的究竟是什么？是民族的新生，还是一人一党的独裁？这大约是关露死不瞑目的问题。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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