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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不知“中国” 敢问谁人知其来历(williamhill官网 )

 2013-08-03 14: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8月03日讯】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何尊”仿制品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國”了。

 
“何尊”铭文(红圈内四字为“宅兹中或”)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國”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说,“古或、國同用。”

这样,他就从金文中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他还指出,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两重证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周文王》(明·佚名)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么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征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

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则羁縻而已。


《孔子憑几像》(唐·吳道子)

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

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辈,帮助齐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孔子像》(宋·马远)

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赞扬。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当时,齐、鲁两国毗邻,如果按照“五服”来分属于绥服,鲁行周法揆文教,齐行戎法奋武卫,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繁琐,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周游列国时,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所以,他就停下脚步,不想去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就要乱了。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中国化了,而且继齐、晋以后,奋武卫,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业。因此,当齐景公问他,秦国为何能称霸时,他回答说,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回答,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在兼并战争中也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

于此,我们可见孔子的伟大。他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他自始至终维系着。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王朝中国垮了,可文化中国还在。他在封建制的礼崩乐坏中,时常梦见周公。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乃儒者的思维方式。

《春秋》立史,道统始有载体,中国亦有文化可倚。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他的历史观像烽火台一样,监护着历史。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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