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监狱里服刑7年半、上个月获释返澳的悉尼居民布雷默（Troy Bremer），近日向媒体讲述了在监狱里遭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的经历。（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7月03日讯】澳洲人在中国锒铛入狱的案例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目前，有34名澳大利亚人正在中国的监狱里服刑，还有12人以某种形式被拘留，在等待或接受审判。他们被冠以最常见的罪名是商业犯罪、贿赂、挪用公款和欺诈等。大部份被告是从中国移民来澳洲，又返回中国去做生意的商人。在中国这个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国家里，监狱是最黑暗的地方。
这些澳洲人的遭遇如何呢？澳洲主流媒体Fairfax对上个月释放的澳洲人布雷默（Troy Bremer）进行了专访，并在《时代报》周末杂志（Good Weekend）上刊登了他的故事。作为一名普通的囚犯，布雷默的事例极具代表性，他的亲身经历将中国监狱的真实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引发各界对中国监狱横行的暴力和酷刑折磨的关注。
带着一张憔悴的脸，一名瘦弱的白人男子正趴在狱警办公室外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是一滩血……后来，他小心翼翼地尝试移动，但他的右手瘫痪，右腿也感觉不再属于他。他设法靠住墙一寸寸的往上移动身躯，直到一阵恶心和头晕向他袭来。
这是2010年12月，也是32岁的布雷默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以来经历的最残忍的一次殴打。模模糊糊中，他回忆起监狱的长官在扬声器中喊他的名字，然后一名狱警跑过来揪着他，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拖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没有监控摄像机的区域。在这里殴打才真正开始。
布雷默本来就是一个瘦弱的男人，身高只有1.72米，但在中国监狱里经过几年食不果腹的生活，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在暴打之后，他颤抖着从附近摸到了摔碎的眼镜，这时疼痛已使他无法站立，在哮喘病的折磨下，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位马来西亚狱友看到后跑过来搀扶着他回到小号。他蜷缩在自己的床铺上，在痛苦中苦苦煎熬着。这位帮助他的犯人弯下身子对他说，“不要告诉你们领事馆，否则他们报复起来，你会更惨。”
怀着爱情梦想前往中国
布雷默是悉尼人，2005年5月当他怀着粉红色的梦想来到中国与一见钟情的女友团聚时，他才只有27岁。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自己以诈骗罪被判处10年监禁，在中国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7年半后，他终于于上个月被释放。
是爱情的力量把这个澳洲小伙带到中国。2004年布雷默在悉尼遇到一位中国女孩——24岁的洁米(Jamie)，当时洁米在悉尼的一个会议上担当翻译。“我们在咖啡厅里相遇，我第一眼就被她吸引，”布雷默说，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我那时25岁”。他们的友谊迅速升温，当洁米飞回北京时，布雷默感到很落寞。
同年，布雷默飞到中国看望了洁米，随后他辞掉悉尼百货公司的工作，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了。“我很年轻，我有女朋友在那儿，我想去看北京天安门和长城。”
布雷默看上去有点不谙世事，他是一个梦想家，但是7年残酷的牢狱生活磨去了他的锋芒，他显得出奇的平静。“我现在很难发脾气，”他说“好像用一个塞子把我的脾气压住了。”
飞来横祸 梦想变梦魇
布雷默向记者讲述了他到北京之后的遭遇。到北京一两个月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张世君(音译)，英文名字叫爱丽丝(Alice)。爱丽丝希望能跟他结婚然后移民澳洲，当时她不知道布雷默已经有女朋友。
根据法庭材料，Alice声称2005年8月，布雷默向她借了8800美元，因为他将继承一笔价值千万的遗产，这笔钱是把保险箱从伦敦转移至中国银行的费用。后来布雷默又向她借了两次钱，都与遗产有关。爱丽丝向法庭宣称她卖了房子卖了车，来满足布雷默对金钱的需求。
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丽丝得知千万遗产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一怒之下，便将他告上法庭。布雷默出生普通，父母离异，做护士的母亲独自一人把他和姐妹拉扯大，他中学上的是Ashfield男子高中（Ashfield Boys High），后来去西悉尼大学学经济，中途辍学打工。
根据法庭材料，布雷默总共从Alice那里收到人民币223,000元（合澳元38,000），另外还有15000元信用卡债务（合澳元2500）。
布雷诺坚称，这些钱没有进入他的账户，他从没有收过这笔钱，这只是爱丽丝求爱不成捏造的故事，爱丽丝卖了房子卖了车是准备搬到美国去。
尽管布雷诺的母亲承诺把钱还给爱丽丝，澳洲当局也建议他们把个人纠纷私了，但由于原告有特殊背景，这起民事纠纷还是被送上刑事犯罪法庭。
被关进拘留中心与其他20名囚犯相处将近一年
2006年1月，4个便衣警察闯进布雷默的公寓，当时他还不知道爱丽丝已经报了警，因此对警察的闯入不知其然。警察向他出示了徽章，并把他带到朝阳区当地派出所。
“整整15个小时没有翻译，”布雷诺说，“终于，我向他们出示了手机上女朋友的电话号码。起先，他们没有叫她，但最后还是这样做了。洁米赶过来帮忙翻译录口供，她想我们可能只需要回答几个问题，签个什么，然后就没事了，她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布雷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把我转去医院量血压，我开始颤抖，随后我被带到拘留所，这时已经是凌晨2、3点钟了，我试图给澳大利亚大使馆打电话，没有人回答。”
“我被铐在一间审讯室中的一个桌子上，直到大约早上10点。我的女友去给我拿些衣服，她不停地说，‘Troy放松，也许很快就会没事的’。”“放松吗？”他回想往事时苦笑着说。
最后，布雷默被关进拘留中心一闲4 x6平米的禁闭室里，同屋住的还有其他20名犯人。一个木板大通铺占据了整个房间的长度，但还是不够用，有些人要打地铺。屋里有一个蹲厕和一个饮用水龙头。
布雷默的母亲接到通知后从澳洲赶来，支付了翻译和律师费，他估计母亲约花了10万澳元试图帮助他。
在2006年12月审判到来之前，布雷默在拘留所里与其他20名囚犯相处了将近一年时闲。每天他都要在木头板凳上罚坐几个小时，站立或去洗手间需要获得狱警的许可。唯一的娱乐，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作是娱乐的话，就是每天晚上看两个小时的中国新闻。不允许交谈，囚犯能做的只是坐在那里。
就在这家拘留中心内，布雷默受到了第一次殴打。他被打得如此严重，血沿着他的脸颊不断流淌下来。挨打的起因是他的哮喘病。“每次我的哮喘发作时，我需要就医，但他们除了一个氧气枕头外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他说，“所以我不得不去外面的医院，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狱警和我一起去。管教人员气不过，就把我带去一个办公室开始打我。”
等待了一年的审判在90分钟内就结束了，几个星期后，他被从看守所带回法庭接受宣判。“我的女友和澳洲使馆人员在法庭上，”布雷默回忆说，“她斜靠着小声对我说，‘十年’。我说，什么？我的心下坠，然后我的哮喘又开始发作了。”
除了十年徒刑外，布雷默还被判处罚款20000元人民币（澳元3500），他的母亲支付了一笔赔偿金给爱丽丝。随后试图减少刑期的上诉也失败了。
牢狱之苦 漫漫无期
布雷默在2007年3月抵达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这是中国700所监狱之一，也是专门关押外国囚犯的地方。这座坚固的灰色混凝土建筑原本是一个化工厂，几十年前被改造成监狱。但布雷默说，至今水里仍然有一股化学试剂的气味。
“监狱里一共有四层楼，每层约100名犯人组成一个‘队’，”布雷默回忆说，“我被编入三楼外国囚犯的团队里。在2007年时只有一队外国犯人，他们中有在中国出生的外籍人，也有非洲人、朝鲜人、马来西亚人、蒙古和巴基斯坦人。”“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一位白人”他说。
监狱里是八个人住一闲牢房，牢房小到只能容纳四套高低床，还有一个蹲坑厕所，仅此而已。洗澡的淋浴是从墙上伸出来的两根管子。灯24小时都不熄灭，即使在牢房里也是如此，到处都是摄像头和大喇叭。布雷默说，“如果你跟某人说话，狱警不喜欢，就会从扬声器发出一声‘哔’，你必须马上停止交谈。管教人员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监控着摄像机。”
监狱生活几乎完全在室内。布雷默说，囚犯只允许在每周三和周六在水泥院子里活动45分钟左右，但不鼓励锻练身体。狱警交给他一些组装电器元件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坐着——除了坐还是坐。
早餐，布雷默说，是白米粥。午餐和晚餐是白菜配米饭。份量很小。有时候，过年过节偶尔会加一顿肉或鱼。布雷默说：“家人可以送食物进来，但你必须有渠道确保它们能到达你手上。”通常情况下，监狱卖的东西早已过了有效期，但囚犯们仍然愿意支付高价格，让那揪心的饥饿感获得些许抑制。
监狱里实行严格的评分系统，以此决定囚犯的刑期减免。布雷默说，获得的分数越多越好，但要想得到五分最高值通常需要花钱。犯人一到监狱就有1分，在服刑期间最多可以累计4分，但他们时刻都生活在丢分的威胁中。“大多数得到5分的人都是付了钱的，”他回忆说，“钱不是付给当局，而是付给负责管理分数的人。”
布雷默在一个阶段有四分，但后来被扣了一分，因为他需要看医生。“如果你生病了，他们会扣你的分。我被判了10年徒刑，减了三年，如果我没有被扣分，我在去年九月就回家了。”
关小号——“管教人员用来摧毁你身体、意志、心灵和精神的方式”
布雷默仅有过一次被关禁闭的经历，但这一次就已经够了，未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起因是他忽视狱警的命令，没有按照要求离开另一位囚犯的牢房，结果受到被关10天“小号”的惩罚。
“在中国，关小号是管教人员用来摧毁你的身体、意志、心灵和精神的方式，从小号放回来的人很多都瘫痪了，有两个人死了。”在禁闭室里，囚犯被迫以半蹲或跪的姿势呆长达15个小时。未经许可，囚犯不得移动，就连打个喷嚏也要经过许可，否则就会受到处罚。”
布雷默说：“在中国，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正确或错误的，管教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永远不要挑战它，能挑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给钱。”
监狱是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暴力工具
中国监狱是听命于中共的暴力工具，它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党要不喜欢谁，打压谁，它就要把对方使劲整。布雷默发现，在他被关押的过程中，他受到的待遇随着中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澳洲人受到的待遇最差，”他坚持说，“这些狱警把自己当作政治家。如果你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好，他们就很少找你麻烦。”
2011年澳大利亚允许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设立基地，这在狱警看来是一种蔑视。布雷默说：“我只是一个囚犯，但我好像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似的。”
2009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Rio Tinto）高管胡士泰（Stern Hu）被逮捕也对布雷默产生了一定影响。“案件在中国媒体上公开，管教不喜欢，（就发泄在我身上）。”
中国监狱也是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小资本主义壁垒。“管教人员都是穿着蓝色制服的商人。在监狱里只要你说得出的东西，你都可以买到：烟草、大麻、酒精、电子计算机、手机、食品，任何东西。因为监狱的伙食不好，他们就做广告，说可以提供更好的食物。”但是，布雷默补充说，“我没有熟人可以安排这些事情，要在外面有人才行。”
布雷默变得越来越孤独，当他从拘留所被转入监狱后，洁米也不能来探望他，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他们的关系慢慢告吹。
有时，当布雷默向牢房外望去的时候，他看到监狱的停车场。“你不会认为这些是管教人员的车，他们的工资只有每月3000至5000元（合澳元500到850），但整个停车场全都是新车。”
另一个澳洲犯人的到来
2008年，又一名澳洲人詹姆斯•孙（James Sun）被关进北京第二监狱，与布雷诺分在同一个队里。孙是澳籍华人，他在2007年9月被定罪为台湾间谍。40岁的孙是一家中介公司的业务代表，帮助澳洲学校招收中国学生。狱友告诉布雷默，“一定不要跟孙走近，不要跟他说话，否则狱警会盯住你。”
尽管有这些警告，布雷默与孙还是逐渐熟悉了：有时在盥洗室洗盘子时的片语交谈，或是在厕所，在走廊里见面时说两句。
孙在2006年年初回国探望母亲时在北京的街道被国安抓走，澳大利亚大使馆6天后才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孙在专门关押间谍和政治犯的国家安全局特别拘留中心被扣留了22个月。审判时，澳洲大使馆和孙的太太凯利（化名）都被禁止参加，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安全机密。孙拒绝了法庭为他指派的律师。
在2000年移民澳洲之前，孙曾经在中国空军的采购部门工作，负责购买大型武器装备。根据他家人收到的唯一一份材料，他的罪行是从前空军同事那里获得情报，并试图把这些情报刻在封面是热门连续剧的DVD上带出国。他被指控“引诱”仍然在空军工作的前同事复制超过1000份机密文件，将它们传给台湾。但凯利坚持她的丈夫不是间谍，他是在压力下被屈打成招：“他从来没有去过台湾，他不认识任何台湾人。”她说。
孙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后来他的刑期改判为终身监禁，最少要在监狱服刑18年。根据囚犯引渡条约最近的应用程式，孙本来可以在澳大利亚服完余下的刑期，但中共当局拒绝了请求。澳洲政府没有评论对孙的定罪是否正当。然而，此案引起澳洲台湾代表愤怒的回应，台湾代表极力否认詹姆斯•孙是一名间谍。
布雷默说，孙的遭遇甚至比他更差，因为中国人认为间谍是比谋杀或强奸更恶劣的罪行。他与监狱里最恶名昭著的囚犯关在一起，其中包括对受害者先杀后奸的歹徒。孙被戴上手铐脚镣，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包括给大使馆打电话的权限——对监狱里的其他囚犯是允许这么做的。
布雷默说，“他曾经是一个大块头，有些胖，现在瘦成皮包骨头了。”
“中国经济再强大，骨子里也不会变”
在对自己的待遇感到无望之下，两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向澳洲当局暗中发送“SOS”，让他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都发生着什么事情。布雷默和孙决定，在每月一次布雷默给母亲打电话中加上一段求救信。这个做法风险很大。如果狱方听了他的电话录音，并盘算出他们在做什么，他就要丢分或被关禁闭。但两人的心意已决。
凯利与孙的母亲一起，把这段录音抄录下来，发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史密斯（Stephen Smith）、总理陆克文、陆克文当时的副手吉拉德，以及一些反对党和绿党议员。“尽管中国经济变得更强大，但那套强权系统不会改变，”求救信中说道，“在这里，在监狱，我们被折磨得太多了，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我们正在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如果你想像不出这里的情况有多残酷，就去再看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我们实际的情况比电影更糟糕。”
凯利说，她从外交部和一些国会议员那里收到了回信，但对于孙唯一的变化是，领馆官员访问的更频繁了。“你发送SOS，你得到的是每月一次的探访，”布雷默嘲笑着说。
北京市第二监狱的外国囚犯感到巨大的挫折之一，就是他们无法报告给领馆官员他们受到的虐待，因为探访者隔着一道玻璃窗，守卫人员总是在场。交谈和电话都被录音。有时监狱会用其他囚犯作为翻译，检查犯人告诉他们大使馆的内容。
布雷默声称，他几乎每周都被打，但2010年那次被打得暂时瘫痪是最糟糕的一次。当使馆下一次来探望时，布雷默就被送到外面的医院，所以使馆人员无法看到他的伤势。当使馆质疑时，孙告诉他们布雷默需要就医。
该事件引发了澳洲总领事与监狱高层的谈话。澳洲外交部说，它明确告诉监狱的高级官员，澳大利亚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布雷默的案件，并将“继续密切监督布雷默的福利待遇”。
但是，发送SOS也不是完全没有后果。凯利说，后来孙在难得一次的电话中告诉她，他自己被指控为“煽动其他犯人闹事”而被处罚。
后记：
布鲁诺今年5月3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被放出来时，他已经35岁了。他从监狱被直接送到机场。当他终于在悉尼国际机场着陆时，迎接他的是久违的母亲。“我妈妈眼中充满热泪，”他说，“她看到我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很震惊。”回到家后，母亲细心的把他的头发染回原先的棕色。
洁米——这个让布鲁诺踏上中国之旅的理由——早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7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沮丧的说。
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澳洲人
•2008年，澳籍华裔女商人邹婉玲（Charlotte Chou）被控从她一手创建的华南软件学院中挪用公款。知情者称，邹婉玲是被诬陷的。一位前公司小股东运用影响力，串通政府官员，试图取得学校的控制权。邹第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6月。以贿赂罪名服刑18个月后被释放。刚被释放，立即又以侵吞百万元公款重新被逮捕。邹表示那笔钱只是有凭有据的贷款还款。她正在广州监狱服刑8年，但最近已准予上诉。
•力拓高管，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2009年7月5日与其他三名中国同事一起被拘留。起因是他代表谈判的铁矿石交易。2010年3月，胡以窃取商业秘密和收受贿赂罪被判处10年监禁。据称，胡的个人笔记本电脑中包含几十个力拓（Rio Tinto）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商业信息，中共当局认为这些信息过于具体和精确，不可能是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的商业机密。
•CARL MATHER因殴打事件被判入狱一年。四名男子闯入他在南京居住的公寓，并要求见他的中国妻子谢群，他们与谢在糖果贸易生意上有所争议。Mather先用棍子，后来又用一把菜刀试图抵挡入侵者。其中一个入侵者受到刀伤，还有一个人手被夹在门缝里受伤，Mather被定为殴打罪。他的刑期后来被减少到6个月，最近被释放。
•澳大利亚商人吴植辉于2010年11月16日被中国警方以盗用公款等罪名逮捕，重判13年徒刑。他是中国著名综合旅游服务公司——易网通旅行公司（Et-China）的创建者。由于成功入主中国排名三甲的旅行社广之旅，吴植辉曾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最成功的在华澳商”。吴的法律团队认为，吴植辉是易网通与国营岭南集团商业纠纷的牺牲品。在吴植辉被捕后，易网通的中国股东与广州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争取释放吴植辉，但都未能达成协议。
•杜祖英（音译），一名60岁的澳大利亚的心脏外科医生，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发生纠纷而以滥用企业资金的罪名被判入狱四年。杜声称，对方剥夺了由他创办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意。杜在2011年2月9日在北京被拘留，当时他正要飞回澳大利亚，看望他的妻子和双胞胎儿子，汤米和布鲁斯。目前，他正在进行上诉，但已经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杜创建的公司——中国生物制品，为中国的医院提供血液离子产品，价值约6.5亿美元。
（原译文标题：澳洲小伙怀爱情梦到中国 入狱7年惨遭折磨）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