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williamhill官网 )

唐山地震大惨剧—其实是一场大人祸（下）

五、为什么说“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与日本台湾救灾做个对比

四篇记述日本震后景象的网文——其一

何清涟《日本的地震救灾经验》：

日本的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当中，最基本的法律就是于1961年开始实施的《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律涵盖防灾组织、防灾计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以及灾后重建等各个领域，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组织关于地震等灾害预防的责任，从制定防灾计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直到灾后重建时实施的财政金融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灾害对策的基本措施，都有相应规定。这部法律的实施，全方位、有计划地推进了日本的防灾行政。

在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超强海啸及核泄漏事件酿成的复合型灾难。即使如此，这套救灾体系也体现了反应快速、专业化程度较高、组织实施有序、民众自救能力较强等特点。虽然存在救援力量不足，后续行动滞后的弱点，但日本整体救灾能力让世界叹服：先后动员10万名自卫队员，6500名预备役人员和1128支紧急消防援助队投入抢险救灾，灾后三天内搜救出1.5万名幸存者，并将55万名受灾者疏散到2100个避难所。

其二

2011年04月11日13:12 国际在线消息（驻日本记者王洋）：

主持人：今天是日本大地震(8.9级强震)过后整整一个月的日子，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震后这一个月，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洋：现在来看，东京的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恢复到了比较正常的状态……现在学生们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在车站里看到了不少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崭新的背包，带着他们去上学去……

主持人：从大地震海啸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救灾工作都有哪些新的进展？

王洋：目前的救灾工作主要还是持续在一个搜索的工作上，主要是因为现在失踪的人口还有很多。昨天自卫队与美军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搜索工作，共出动了2万2千人进行搜索工作，还有90架飞机和50艘舰船，主要是集中在岩手、福岛和宫城三个重灾区。昨天据日本自卫队方面透露，他们找到了90名遇难者的遗体。

目前来说，简易住宅的搭建已经逐渐开始了，包括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的一些地方，总共计划要搭建6万2千所的简易住宅，提供给这些灾民们来居住。目前这些简易住宅的搭建工作大概已经完成了一成左右。

其三

当千年一遇的东日本大地震来到时，日本人表现出令世界震惊的冷静，赢得了世界的喝彩。在日本看到了很多友爱精神.当某避难所被送来饭团后，大家都肚子饿，但是大家却相互谦让着：您先请。几十个饭团转了一圈还有剩，不只是谁讲了一句：让年纪大的人吃吧。于是那些年纪大的人全部吃到了饭团。还有当地震来临时，原本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而陷入绝境的菅直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因为地震来了，政党间的争夺全部结束，这是不能再争了，全国要一致对应天灾。当地震当天我们没有接到所谓的趁火打劫，或者仓皇无措的举动。日本人都是那么镇定有序，连哭都不在他人的面前哭泣，它们都默默地在流泪，这个民族是如此坚韧。

日本的国民性是可怕的，记得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国际炒家觉得日本被毁了，日元不行了，所以在国际期货市场大量沽出日元，没有想到日本举国抗灾，日元不跌反而大升，共计升了20%还多。所以我昨天特别观察日元的走势，果然这次日元没有大跌，而是轻微上扬，那些国际炒家学乖了。知道日本国民的团结性了，所以推高日元何乐而不为。

宫城，市民领取供应物资

宫城三陆领取救灾物资的村民

其四

阪神地震时我因为刚考入阪大，居住的是大阪市内的房子，也正好是我刚进入大学第一年的期末考试之前，正好在震中心，上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看到熟悉的朋友突然离去，我的心中是非常的难过，地震一停下，我就去了神户的滩区，因为交通都不通了，徒步10公里才来到这个地震的重灾区，看着倒塌的房屋，我与友人一起按着以前的地图一家一家去探问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到其他地区避难去了，还有的是遭受了不幸，望着坍塌的房屋，心中涌起了一股对于自然的无助感觉。这时路边公园里一个临时搭出的简易棚子前的一个中年人叫了我一声：小夥子来喝一碗粥。我一看那些人不像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好肚子饿了，我就随着人流排队拿了一碗粥，在交通不通，政府救援未到之时，这碗粥是救命的粥。我边喝边问身边的当地人他们是什么人，当地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山口组的神户总部人员，因为地震他们都出来抗震救灾了。听了这句话，我心中的无助一下子没有了，我为何不能做出点贡献呢。很多日本人与我一样在经历了阪神大地震以后，对于社会的自我贡献加强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所有力量合起来是巨大的，这就是日本草根运动的起点。

再看看台湾

这是笔者2010-04-2201:04:58发表于“博客中国”的一篇博文《由薄熙来想到刘兆玄》中的一段：

……人们注意到，在罕见的西南大旱中，身处主灾区的我党大员薄熙来的表现恰恰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漠不关心，若无其事。

由薄熙来我想到了海峡彼岸的刘兆玄——二人都出身于官僚家庭，都是学者型官员。薄熙来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薄一波之次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刘兆玄，台湾空军司令刘国运上将第五子。跟薄熙来一样，也天资聪颖。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加拿大雪布克大学化学系、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深造，先后获得化学硕士、博士学位。早年间与兄弟刘兆黎、刘兆凯以“上官鼎”的笔名创作武侠小说，出版了《芦野侠踪》、《沉沙谷》、《铁骑令》等10余部武侠小说，曾帮古龙代笔续完《剑毒梅香》。跟名画家梁又铭学画，绘画功底相当扎实。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台湾“交通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职。2008年5月20日，出任马英九政府“行政院长”。

想到刘兆玄，就不能不想到他总理生涯的滑铁卢。

刘兆玄履任不久，台风莫拉克狂袭海岛。南台湾灾情惨重，屏东县、高雄县尤甚。面对突兀其来的自然灾害，应该说刘兆玄是尽职尽责的。其表现实在可圈可点令人敬重。请看当时的新闻报导：

台海网8月10日讯

莫拉克台风袭台，屏东林边乡水淹及腰，刘兆玄（中）涉水走进乡公所探视乡民

“院长，快来救命！”“行政院长”刘兆玄昨天下午由屏东县议长周典论陪同，搭竹筏到林边等灾区瞭解救灾物资发送情形。灾民一看到刘揆纷纷作出“要喝水”、“要吃饭”的手势，让刘兆玄一度难过得眼眶湿润。

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政院”全面提升应变机制，除在屏东设置前进指挥所，指派“内政部长”廖了以进驻外，刘兆玄还比照“九二一地震模式”，夜宿高雄与灾民同苦，官员形容“犹如一场救灾总动员”。刘兆玄也宣布成立莫拉克台风救灾中心，由廖了以担任指挥官，成员包括“国防部”陆军司令部、“经济部”、“交通部”、“农委会”、“卫生署”及“环保署”等机关副首长。

刘兆玄昨天带着“政院”幕僚与相关部会首长，早上七点搭乘高铁南下屏东、高雄，听取军方简报，随即搭乘军方装甲车挺进林边、佳冬，望着市区一片汪洋，刘揆脸色凝重。

“有丢救灾物资，但都丢在水里，我们只能捞到水。”屏东县佳冬乡沈姓女子打电话向外界求助，表示已两天没吃东西，她襁褓中的孩子没有奶喝，哭闹不停，“拜托救难人员赶快送粮食来！”

屏东县救难人员说，由于大水湍急，橡皮艇根本无法接近水势湍急的淹水区。而且灾民太多，不知道他们受困地点，部分救灾物质才未及时送到有些灾民手中。

对于夜宿高雄，“新闻局长”苏俊宾解释“这是前一晚就决定的。”他说“灾情超乎预期，不能沿用既定的SOP（标准作业程序）”；据悉，九二一地震发生时，刘兆玄任副阁揆，第一时间也曾夜宿南投灾区。

由于南部灾情惨重，灾后重建牵涉诸多部会，刘兆玄昨南下勘灾，随行还包括“国防部长”陈肇敏、“交通部长”毛治国、“农委会副主委”胡兴华、“卫生署长”杨志良、“水利署长”陈伸贤等相关阁员，这是属高层的指挥系统。刘兆玄指示，空中直升机在天候许可下，可立即出动，台军不限军种机动调度。

当时，刘兆玄曾几次亲临灾区，指挥救灾、安排灾后重建事宜。这篇报导所反映的，只是其中的一幕。

然而，在舆论自由、存在反对党的民主体制下，台湾人民依然不满意，认为刘内阁救灾不力。于是，2009年9月7日刘兆玄主动请辞，黯然下台。——在记者会上刘兆玄说：“所有政治责任由我一肩挑起，‘八八水灾’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沉痛，希望这次重建，给民众的不是一个房子，而是给一个安全的家园。”

对比大陆毛泽东中国，一目瞭然——这就是两种政治制度下舆论的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制度，政府再尽心竭力，很少能听到赞扬的声音，人们总是抱怨、批评、谴责，甚至于讥讽、怒斥、恶搞。而在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下，无论政府怎么敷衍塞责怎么胡作非为怎么横行霸道，反而总是歌功颂德鼓乐齐鸣。

正是：哪里政府怕人民，必是光明世界；哪里人民怕政府，则必然暗无天日。

不比不知道，一比豁然开朗。

六、唐山地震大惨剧，探人祸根源

从民居看，毛泽东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可是长达近三十年一直解决不了人民住房问题，到1876年全国城镇普通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仅1.6平方米，而且大多都是破旧危房，致使唐山地震一震一晃即塌，130多万人被砸死砸伤，毛泽东政权自然有推卸不掉的罪责。

从救灾看，十万军队官兵历经艰险流血流汗，可歌可泣。但就执政当局而言，一切以万恶独裁者为第一，一切以反动政治为中心，救灾组织不力，延误时间，大大加剧了灾难加重了伤亡，实在罪不容赦。

从拒绝外援看，显然是视生命如草芥不管人民死活的犯罪行为。

这些事实如铁，是非清楚，无需赘言。

不过，对于在震前没有向唐山人民公布震情这一重大罪恶的责任问题，却存在着不小的认识分歧，需要探讨明白。

（一）、谁是罪人？——梅世蓉、查志远被公众指为前台主要罪人

“新浪论坛”2006年8月13日，“十堰”先生发了一篇博文《声讨唐山悲剧的两大罪人（梅世蓉、查志远）》，写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最主要的目的是资治通鉴，防止灾难重演。人们都希望，作为国家政府的“喉舌”，央视能借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好好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经验教训，以应对可能新出现的大地震——为何世界上强度超过唐山大地震和与唐山大地震同等的破坏性大地震，都比唐山大地震的死伤率少好多好多？这说明当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与救护存在不少重大失误，是人祸加剧了自然灾害。

该文指出：第一大罪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第二大罪人：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

笔者也注意到了来自反面的信息。

梅世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研究室的奠基人。

查志元，中国科技大学毕业，1976年只有33岁，是中国地震局最年轻的副局长，业务负责人（因为局长刘英勇是个老红军，小学文化）。

1974年，国家地震局真正开始操作地震预报，到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地震预报工作不到两年半。在查志元、梅世蓉领导下，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创造“海城奇迹”，国家地震局功居第一。而且，在中国地震预测史上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起草人正是查志元。应该说，他们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算是有功之臣。

公允而论——

1、在唐山地震预报上，梅、查二人确实有罪罪不可恕

其二人之罪在于患得患失，缺少为人民大众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恐怖的专制制度下，要做到这一步非常艰难，但是，考虑到一百多万条生命，真应该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2、不过，让梅、查二人承担全部责任也的确冤枉

为什么？

（二）、专制社会主义是罪恶的渊薮

1、唐山惨剧是专制社会主义特有的维稳体制所造成

当人们探究唐山地震人祸成因时，注意到官方一个说法：如果地震消息发布错了，可能引起社会混乱。

从逻辑上说，这是一种谬论。

出于善意，即使误报，人们能不理解吗？即使出现一时的惊慌现象，能造成动乱吗？即使一时慌乱一些，但与100多万人民生命相比较，如何抉择，难道还颇费思量吗？选择隐瞒不报，难道不十分昏聩吗？——话说回来，毛泽东敢于以“大乱天下”为方针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号召“全国夺权”、“全国内战”，为什么当自然灾害即将降临、需要挽救人民生命的时候，反而害怕混乱了呢？

其实，“维稳”是专制社会主义统治集团最根本的治国思想，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维稳制度，其核心内容是箝制言论和武力镇压。践踏人权自由的维稳制度是专制社会主义的特色。

专制，国家权力私有，少数人享有巨大的特权，与人民的利益相对立。以人民为敌，防民甚于防洪水防地震。特别是最黑暗的1976年，内外交困，风声鹤唳，极端反动反人民的毛泽东小集团害怕星星之火引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因此，不敢提前公布震情，正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主要原因。

2、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歌功颂德的宣传制度所造成

现代地球，两大政治制度分庭抗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咄咄逼人杀气腾腾，扬言要消灭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则潇洒自如：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中共党国中将（现上将）刘亚洲坦承：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魅力。没有魅力而又要扩张又要输出革命，怎么办？命中注定只有一种办法：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歌功颂德严禁批评揭短是社会主义的自然色。

自由民主主义与之相反，言论自由，严禁垄断舆论。

自卖自夸，夸夸其谈，很容易忘乎所以失去理智，对待唐山地震的预测就是这样——因为，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的爆发极其相似；因为海城地震的预测非常成功；因为，海城所在的辽宁省一把手是毛皇帝的亲侄子，所以，对海城避震的宣传力度遽然加大百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成功反而成了失败之母。

在唐山地震中以身殉职的优秀地震学家、河北地震局地震地质勘察组长苏英俊之子苏新华先生在《唐山地震追思》文中指出：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之后，全国的舆论宣传铺天盖地。报导称，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开创了人类预报地震的先河，国外没有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当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要比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振奋百倍。那个时候，我国处在文革后期，还没有脱离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时代。国家领导人还真以为我国解决了准确预报大震的世界难题。

牛皮吹大了，压力就来了。

只因为唐山地震不同于邢台海城模式，只因为唐山震前许多正确的预测与中共既往宣传的口径（小震闹大震到）不一致，所以被轻易否决。

3、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特产的教条主义所造成

教条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伴生物，无论从事什么事业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教条。即使新生事物，一旦领袖首肯或者中央认可，则必须奉为圭臬。

本来，大千世界千姿万态无奇不有；本来，地壳构造各不相同；本来，地应力运动变化万端，地震发作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由于唐山地震的预测与邢台、海城截然不同——有先兆而无先震，因此，唐山震前许许多多成功的预测被思想僵化的掌权者漠视而弃之脑后。——如果尊重事实，若非墨守成规，理应诞生地震研究的一套新理论：只要先兆明显且剧烈发生，没有前期小震也会突然爆发大地震。

地震是有先兆可预测的，但绝不止于一种模式。

4、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专制所造成

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控制思想文化专制严厉至极，向来都以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为最大敌人，建政伊始便立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制造文字狱，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国万籁俱寂全民噤若寒蝉，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胆颤心惊谨小慎微，不敢随便说话不敢轻易表态更不敢挺身而出伸张正义。

查志元、梅世蓉的畏首畏尾，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5、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外行领导内行胡指挥瞎命令所造成——

（三）、华国锋是后台一大罪人

唐山震前已经做出大量成功的预测但最后功亏一篑，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当局华国锋第一副主席的明确指示——

“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震后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汇报时说。

“华国锋在海城地震后不久就向国家地震局口头提出了‘京津地区要做到二十四小时前报出五级以上地震’的要求……京津地区凡是五级以上的地震都要做到成功预报，这是中央国务院给地震工作下达的硬指标。”——摘自查志远回忆录《我们为什么未能预报唐山地震》，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8月号）。

黄相宁亦证实：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这是不切实际蛮横霸道的非理性要求——查志远后来说：实际上当时的地震预测者并不知道怎么区分短期异常、临震异常，就知道异常很大时可能来地震（出处同上）——地震是有先兆可预测的，但要求在时间地点震级三方面都拿出准确无误的临震预报，特别是临震前24小时的时间目标和“必须成功”的死命令，当年难以保证做到，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难以保证做到。

然而，国家地震局不得不为此做出规定：谁报京津唐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这是地震局不愿酿成巨灾而又想规避错报责任的小聪明）——天啊！让一个小小测报员直接面对朝廷！

为此，国家地震局还专门制定了《地震预报条例》（附下图），其中写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造谣破坏，除中央及省委有权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外，其他部门包括地震专业台站和群测点，都不得自行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天啊！万一错报就是造谣破坏！就是阶级敌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就要身败名裂！

 

《唐山地震追思》文中河北省地震办公室翻印的《地震预报条例》

“唐山地处京津唐地区，首都北京近在咫尺。当时要在京津唐地区提5级地震预报意见，那是冒很大风险的。”黄相宁后来回忆时这么说。

查志远后来也如是道出了一肚子苦水：“预报一次五级以上的地震，就得上报到中央国务院，这可是惊动中央的大动作，一旦把整个‘京师’地区闹了个惊天动地，碰巧预报准了固然皆大欢喜，如果错了呢？如果根本没有发生地震怎么收场？谁来收场？”

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所以京津唐地震科学家们既兢兢业业又战战兢兢；所以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不敢轻易肯定唐山土专家们的预测；所以尽管基层呼吁震情紧急声势汹汹，梅世蓉、查志远不敢轻易表态；所以查志远不敢让汪成民在大会上谈论震情，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所以唐山震前收集资料调查会商火急火燎却又一拖再拖；所以在关键时刻勇于负责又敢于放炮的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被调到干校接受改造；所以终于酿成了唐山大惨剧。

看得出，查志远是有良心的，只不过太恐惧太懦弱。

耿庆国指出：

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水平预测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但是我们有水平预测1976年7月底8月初。我们报不了唐山丰南这个点，我们可以报京津塘张地区。我们报不了7.8级这个地震，我们可以报5级以上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大地震要发生。这个水平是有的。

如果，中共中央的指示变通一下，改为：“你们只要感到有临震危险就要抓紧时间报上来。”那么，这一场重大人祸就完全可以避免——即使报错，酷暑盛夏，人们在户外过夜十天八天又有何妨？况且，人们感受的是政府的关怀，能有几个人不通情达理？谁掂量不了利害关系？

巨灾将至，毛泽东当局不向人民公布灾情，实在匪夷所思罪恶深重——权贵们所居建筑物可防10级地震，为什么不替老百姓想一想——稍许想一想？

无疑，华国锋是唐山大惨剧后台的一大罪人。

（四）、造成唐山地震大惨剧的根本原因是独裁极权制度

如果推理分析到此为止，显然极不透彻：一个问题明摆着：华国锋为什么提出此等苛刻要求？

为了不使毛主席轻易搬家——梅世蓉说：“一旦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其实，这是曾被华国锋接见过的梅世蓉传达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因为她并不瞭解毛泽东的住处情况，而这种语言却与华国锋等人的前述用语——“希望做好监测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重点是北京”——如出一辙。

不言而喻，不让毛主席轻易搬家，是华国锋等中央大员考虑的事情。

毛泽东高于一切——高于国家高于人民——为了不让独裁者轻易搬家，宁肯让唐山一百万人承担死亡风险！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灾祸。

（五）、毛泽东当局是最大的责任方——不是华国锋的个人责任

接着一个问题：国家地震局究竟向中共中央呈报了震情没有？

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来说，首都安全直接关系特权势力核心集团头头脑脑的安全，一个专司其职的职能部门即使有天大的胆，也绝不敢知情不报——地震局的职责就是监测震情如实呈报预测结果——有不同见解也必须如实呈报上去。如果报对了，将得到重奖成为英雄无限风光；如果报错了，皇帝一怒，可能会撤职查办；但如果漏报了，下场则更可怕——极可能一命呜呼家破人亡！（当时，就有两个副总理下命令逮捕查志远，吼着要枪毙他。结果他蹲了8年监狱）。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处在查志远的地位，谁会办傻事？况且，下面有人署名预警承担风险（如黄相宁、耿庆国），只需转手传送即可——既做到了下情上达，又避开了个人责任，何乐而不为？

总之，在黑暗的独裁极权制度下，国家地震局领导层、查志远个人绝不可能、绝不敢、绝不会懵懂无知隐瞒地震险情不报。

那么，查志远为什么不坦言，他早已将临震预测上报中共中央了呢？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他实话实说，就等于彻底揭露了真相：唐山大惨剧的真凶就是毛泽东当局——恰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暗通日寇特务机关的潘汉年，在被毛泽东投入大牢以后，为什么不直言是受命于毛皇帝遵旨行事呢？——果真如此，他则死无葬身之处。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毛泽东和北京权力高层对于京津唐地区存在地震高度危险，事前知情吗？

答案是肯定的。

如上所述，国务院1974年发过地震预警的69号文件——该文件对老百姓保密，但上层无人不知；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更是无人不晓；1976年7月11日——震前第17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专门听取过耿庆国的临震预测紧急汇报；1976年7月14日——震前第14天，黄相宁按规定向国务院直接呈上过一份临震紧急报告（序号：7608）……

况且，华国锋等党国大员曾多次接见过地震局专家，华国锋亲自下达过地震预测预报的指示。

地震，乃巨大天灾，关系危险区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危，凡知情者无人不关心关注关切。特别是享受特权养尊处优的高级领导者们，更珍惜他们的生命。

因此，忐忑不安忧心冲冲的权贵们必然不断地向地震局询问催问追问震情的变化。

因此，向民众发布震情公告的主导权不在地震局而在毛泽东当局。

因此，唐山地震大惨剧的主要罪责只能由毛泽东当局承担。——即使说国家地震局有责任，毛泽东的执政集团也难辞其咎。

（六）、毛泽东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

进一步推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是谁创立的？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毛泽东。

既然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毛泽东就不能不承担最大的罪责：他就是罪魁祸首。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至死都恋权不放的大独裁者，当时虽然病入膏肓但神志依然清醒——所有的资料都这样记录。

既然恋权不放，必然要关注国家大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大事就是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危险，毛某人必然十分关注；既然十分关注，必然对震情的发展变化以及险情瞭如指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自然浮了上来：

毛泽东为什么不下指示，将京津唐地区地震的危险公诸于众？——其实，只不过是说一句话打一个招呼而已。

遑论什么“拯救人民的大救星”，遑论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遑论什么“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或只有一丁点人性，都会这样做。可是，毛泽东没有——他没有为此发任何指示，甚至没有表达任何简单的关照。

对人民生命安危的毫无表示，正是极端兽性的生动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怎么会人性丧尽？

怪乎哉？不怪也。

中共革命草创时期，因为要排除异己，他发动红色肃反运动，杀了自己的同志5000多人，其中红20军副排以上红军军官基本上斩净杀绝。随之，各地苏区纷纷效尤，共产党杀共产党杀了10万人，远远超过国民党杀死共党共军的人数。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及夺得权柄建政之初，搞土地改革，全世界都是和平土改，唯独毛泽东中国实行血腥土改。被毛泽东划为地主富农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其实都是一代中国农民的精英——知书达理，勤劳节俭，大多数既是中国农村的道德楷模，又是经营农业的行家高手。可是，毛泽东为了建立高压恐怖政治，将他们规定为敌人，没收其全部财产（基本都是长期辛劳所得的合法收入），将其扫地出门，使其一无所有，然后再扣上一顶“地主富农”的铁帽子，施加种种酷刑，随意毒打致死，再把他们家人踩在脚底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1959年，毛某人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信誓旦旦，谦恭之至。可是，当文化人响应号召刚刚提了一些意见，笑面弥勒却突然眼一翻脸一变，登时成了凶神恶煞，然后一棍子挥下去，300多万知识分子纷纷坠落十八层地狱，沦为不如牛马的社会贱民。随之，毛某人又制定了非法而恶毒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下令“饿饭”。于是，数以十万计的中华民族一代精英死于非命。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毛泽东打江山，主要依靠的是农民。毛某人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呢？

“耕者有其田”实际上是一个动员农民为他舍命打天下的骗局。土改运动后期就开展了合作化运动，短短几年后又发动公社化运动，广大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失去了土地经营权，少得可怜的家庭资产也被“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劫掠得一干二净，公社社员成了被中共干部们肆意欺压的典型的现代奴隶。

而且，毛泽东还创立了专门剥削农民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缴纳农业税以外）、低价超量强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实行这两项制度党国共从饥寒交迫的农民身上搜刮走了2万亿元，人均两三千元，相当于2010年代数万元。

特别在他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笼罩中华大地以后，竟然见死不救拒不开仓放粮，而且拒不进口粮食，却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尤为惨无人道的是，竟然在饥民引颈乞救之时疯狂开展抢夺农民保命粮的反瞒产运动——1959年8月19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于是毛麾下的强盗们大展身手，各种酷刑奇招层出不穷；最为惨绝人寰的是，竟然创立城镇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不许饥饿农民逃荒要饭，以至于千千万万饥肠咕噜的灾民被活活打死！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1966年，毛泽东利用无知青少年——毛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掀起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抄杀”的滔天浊浪，然后公然发出魔鬼的声音：“祝全国展开全面内战！”“给左派发枪！”，让红卫兵枪炮相向厮杀火拚——然后他作壁上观，粲粲而笑：“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同一个超级野兽，同一个心态——视人民如草芥。毋庸置疑，唐山地震大惨剧是毛泽东的又一件作品。

恶魔残害人民一直到最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