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
根据披露的资料，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的黄立众，又名黄美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向大家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而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继续坚持自己观点，被以“思想反动”为名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当时的中国惨况处处可见。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大跃进”和一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恶果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重灾区之一，而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也是如此。
据2012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中谢贵平撰写的《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披露，当时的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1959年，无为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过二两，最困难时，有时连续三四天一两米都不供应，“群众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
此外，由于饥饿，身体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社员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因为缺粮少吃，社员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食充饥，实在没有办法时，只有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为27%。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仅剩662，557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而三年间，无为县的人口都是负增长。
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面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深觉有责任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他除了认真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数据，撰写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反映情况外，还帮助农民突破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封锁，到外面寻找一条生路。
然而，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暴动尚未举行，就被中共当局发现。据说当局在逮捕黄立众等人外，还发现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所谓“罪证”。
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主要成员受到了严厉处罚，并将一些无辜者也牵连其中。1961年，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立众死缓，将其关押在无为监狱。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间，黄立众不改初衷，经常慷慨陈词，抨击黑暗现实。因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处死。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称：“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
貌似中共认了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则元凶迄今尚未被追责，二则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成立反对政府的组织根本谈不上“非法”和“错误”，错的正是不允许这样的组织成立而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因此，黄立众的冤情并没有得到昭雪，清白并没有归还。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确信，类似黄立众这样的冤情的出头之日，惟有等中共彻底解体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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