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下狱多，“原罪”不堪负重？(图)

胡润百富榜

在中国大陆，亿万富豪越来越多。大部分人日进斗金风光无限，有人如陈光标四处“撒钱”向慈善家看齐回馈社会，也有不少担心“变天”而“狡兔三窟”转移资产甚至移民“避风”海外如仰融和张兰，更有相当数量“树大招风”中箭落马锒铛入狱，如赖昌星、周正毅、黄光裕、陈同海、乔洪等。

*亿万富豪，下场不佳*

美国政论刊物《大西洋月刊》说，如今，中国亿万富豪（billionaires）有250人，而六年前，只有15人。这些人当中，17%曾被起诉到法庭打官司或判刑入狱。有人遭到调查和关押还有的“甚至被处决”。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该月刊威廉亚洲官网 一期报道说，在中国，上了“胡润百富榜”，就等于上了“杀猪榜”，像刀俎鱼肉任人宰割。

*数风流人物，还看胡润排行*

中国人看重两个富豪排行表：美国的《福布斯》和中国《胡润百富榜》。大西洋月刊文章主要分析了中国胡润百富榜，该百富榜2012排名只列出民间亿万富豪排行榜。说是百富榜，但它列出了好几百个名字，这些人就是中国的“首富大款”，前十名是：宗庆后（娃哈哈）资产800亿、王健林（万达）资产650亿、李彦宏（百度）资产510亿、严斌（华彬）资产500亿、梁稳根（三一机械）资产460亿、刘永行（东方希望）资产450亿、马化腾（腾讯）资产410亿、吴亚军（龙湖地产）资产380亿、许家印（恒大地产）资产350亿和陈丽华（碧桂园）资产340亿。这些人，主要是以房地产起家的，也有两家新媒体（李彦宏和马化腾），只有一家是重型机械（梁稳根）。

*亿万富豪，应分三类*

确切讲，中国“大款”（亿万富豪）应分为三类：一种是民富（如胡润榜大多数），一种是官富（真正掌握国家经济大动脉的国企老总如一身珠光宝气的李小琳、陈同海们），还有是官民富（如胡润榜排名第五、差点当上中共18大中委的梁稳根。）第二种人，不在胡润排行榜上，他们是国企老板，“拿国家薪水”，但其实际掌握和可支配资源何止亿万。以中石油董事长陈同海为例，他2009年被判处死缓，罪名是：贪污受贿1.9亿。

*富豪风光大，下狱知多少*

大西洋月刊文章提到几个“下狱”“民富”富豪名字：上海周正毅（上海农凯集团、2001年胡润排名14，资产6亿），他2007年被捕判刑16年，罪名：行贿、虚开增值发票、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等五项；大连的徐明（大连实德，2011年排行70，资产130亿）。重庆前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去年2月出事后，王的好友徐明遭到查处。薄熙来4月被免职后，也是薄的好友徐明正式“失踪”，据说当局一直在对其“调查”。去年9月19日，王立军在成都受审被判刑15年。随后，新华社说，“2009年4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其一直系亲属调北京某部门工作，因为没有房子，收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在北京购置的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事后，王立军当面向徐明表达了感谢。同年7月，王立军接受徐明的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潘某、王某、张某予以释放。”

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还提到了最近引起中国媒体和国人关注的陕西“房姐”龚爱爱，尽管她不在胡润排行榜上。龚爱爱之所以“出名”，是因为CCTV等中央媒体最近不断报道这位陕西神木某银行副行长，在陕西北京有许多住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房产达20多套，价值10亿。不过，CCTV星期四说，她在北京拥有41套住房，共9666平米。但是，中央媒体已经追踪报道其半个多月了，该人仍“人间蒸发”神龙见首不见尾，且警方也未对其立案调查。

说到亿万富豪进入“杀猪榜” “下场不佳”，不应忘记那些官富们。这些年被打住的官富大老虎们，除了上面提到的陈同海，还应提到那些在国内受审和“大难来临”前捷足先登“逃到”国外的官员大款们。

*“倒霉”的“官富”们*

2009年，陈同海被判刑。当年，还有山东《中国轻骑集团》董事长张家岭被判处无期，罪名是信用证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数罪并罚罚款1205万。法庭说，他的集团：“骗开信用证294笔，开证金额折合人民币40亿余元”。

还有茅台集团老总乔洪，2010年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缓”。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2009年8月7日在山东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受贿2661万。

*国人为何冒险获取更多财富？*

大西洋月刊提到的陕西“房姐”龚爱爱，虽然受到“媒体调查”，但并无遭到神木地方当局起诉也没因此坐牢，有消息说她早已闻风“逃到国外”。大西洋月刊的问题是：为何中国有钱人(wealthy people)愿意冒如此大的风险来获取更多财富？

该文的回答是：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问题。报道说，中国房价飞涨，老百姓光靠那点死工资是买不起房的。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有钱人，至少是亿万富豪，已经没有“出无车，住无居，食无鱼”之虞，为何也要拼命赚钱甚至“拼死吃河豚”？

*怕“共产”，富豪“移民”海外*

从龚爱爱案，可以想到被从加拿大引渡回来的赖昌星案、原东北中行哈尔滨某支行长高山案。当局指控高山等，在2000年至2004年间，骗取多家受害单位的巨额资金达数亿，2004年后“潜逃”加拿大，2012年8月回中国自首。被遣送回国的，还有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好几亿。有报道说，杨秀珠在纽约曼哈顿买了价值5百多万美元的豪宅。

被指控犯有重罪而“出逃”美国的还有仰融。百度百科介绍：仰融2001年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3。2002年5月，自称受到“迫害”出走美国，2002年10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介绍说：“他是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的人，也曾是300亿资产的‘主人’。然而，过去一年中，他陆续经历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出走美国……直至被中国辽宁省政府刑事批捕。他越洋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政府和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资产侵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我国地方政府首次在国外被起诉的案例。”报道说，仰融在美国联邦法庭状告辽宁政府侵权，但是收到法庭传票的中国政府拒绝应诉。

*富豪不敢露富，不能露富？*

中国亿万富豪“不敢露富”？陈光标就是个例外。对大多数胡润排名的亿万富豪来说，你敢不敢露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每年胡润排行都不会将你“名落孙山”，中国政府的审计和税务部门锐利眼光也不会放过你。当然，也有相当“富得流油“的大款，更愿意保持低调，处处“藏拙”。

*茅于轼：大款怕被“惦记”而藏富*

中国经济和社会学者茅于轼说，富豪不敢露富有两种情况。中国有些富豪的确靠官商勾结发不义之财，理应受到调查。但有些守法的商人被当官的盯上，也就不敢露富。 茅于轼一月底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一些人的钱来路不正，让他们变成了大富豪；也有一种情况大富豪（的财产）来路很正，但是政府看上了他，比如，被薄熙来这种人看上了，把他搞掉，把他的钱弄过来。这种事在中国也是有的，因为在中国个人的财产和人身的保护不是挺好。所以很多有钱人就朝外跑嘛。”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高调打黑时期，这种状况尤其明显。据逃到海外以避“薄王”之祸的重庆大款李俊说，薄王在重庆打黑，黑吃了“数千亿”富豪资产。李俊这一说法，得到中国媒体证实。

*薄王舞剑 意在富豪*

中国经营报报道，薄王打住的“黑”富豪有陈明亮、彭治民等，每个案都涉及成千上万甚至亿万资产。被薄王打住的北京律师李庄在出狱后曾说：“重庆‘打黑’期间，公安局合法或非法没收的数千亿资产，除去丢失损坏监守自盗和随案移送上缴国库的以外，应该给民众有个明确交代。”

该报道说，早在2009年9月进行的重庆“打黑”成果展上，重庆警方公布的信息显示，警方缴获的赃款赃物价值高 达330亿元。2010年5月1日重庆警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打黑”行动中查扣涉案资产31.46亿元。

*田奇庄：富豪藏富，大环境使然 *

中国社会学者田奇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富豪不敢露富，关键原因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没有大环境的保护：“中国目前这个社会不是个法治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治。” 他说，中国官场官员变动频繁，一旦某官员离任或者调离，如果商人跟新上任的官员搞不好关系，新官很可能就会借机打压当地富豪。他说，中国没有法律对公民权利提供保护，没有法律限制官员权力，导致富豪没有安全感。

不过，田奇庄也说，很多富豪是靠着权力和权力联手，违法国家政策法令，投机取巧致富的，尤其是房地产业：“因为我从事过多年房地产工作。房地产公司的人上班后不研究别的，就研究如何送礼,如何打通各种关节。”

在胡润2012年百富榜中前10名，起码有5名是搞房地产发家而现在仍从事房地产业的。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说：许多中国人“急于致富”，但相关的法律却不完善，这就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其实，在中国传统观念上，“嫌贫爱富”和“仇富”和要“杀猪”均贫富思想并驾齐驱，两者并不截然对立和矛盾。自己有渠道挣钱快速致富，很好。如不能，能尽快把公家或富人的钱变成自己的，更好。外号“大富豪”的香港悍匪张子强，就是在这种心态下绑架亿万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并得到10亿赎金，创了世界“之最”，大陆警方后来在广东抓获张子强，很快将其处死。

*中国财富集中在谁手中？*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说，中国不足1%的人手里掌握了国家大约70%的社会财富。知名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亿万富豪手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停滞。但是，文章没有说，这1%的“富豪”到底有多少是“民富”，有多少是“官富”。

下月将“鞠躬下台”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对记者说：“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这样也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发展。”

这就是说，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仍然是创造GDP主体，也就是说“国家”仍然掌握着主要“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