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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体制的冰凉与人性的温存

 2013-01-24 22:5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在长沙出差,坐公交车外出办事,下了车,发现早下了一站地,应该到侯家塘南,却在侯家塘北下了车,看看时间还早,就步行穿过侯家塘立交桥。

这里是长沙城区的核心位置,人来人往。我低头刷着微博,无心去留意这个城市的繁华和擦肩而过的美女。当路过那个坐在地上的老人时,她的衣着和周围环境的反差,还是让我扭头看了一眼,我瞥见了在老人的怀里,躺着一位瘦小的孩子,我看到了她那一双清澈而又机灵的小眼睛。孩子的旁边,撑着一把伞,可以勉强遮挡一丝寒风。

这是一个南方城市的冬天,正在引起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是南方到底要不要供暖。

看着那把被寒风吹得摇摆的雨伞,我下意识地拉上了棉衣的拉链。我像很多路人一样,熟视无睹地走了过去。

走出去十余米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再次扭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我心想,那会不会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在原地犹豫了几秒钟,我决定转身去看看。

大概六年前,去济南出差时曾碰到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名孩子乞讨,那时孩子在熟睡,或许为了赢得更多的同情,中年妇女就将孩子放在大太阳下暴晒。后来当我有了孩子,回想起那个细节时,我断定,那个孩子肯定不是那位中年妇女的,一位母亲为了生存下去,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有可能把孩子作为道具,但是当她有能力为孩子遮一丝风挡一滴雨时,她不会熟视无睹。那时,我就那么熟视无睹地走过去,后来我为此纠结了很久,或许那就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但是因为我的冷漠,让罪恶得以延续。

我是抱着一丝怀疑折返。

那位老人看出了我的迟疑,拿出了一张残疾证。她说,残疾证是她丈夫的,她的儿子离了婚外出打工,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了,就带着只有三岁多的孙女外出乞讨。残疾证或许是假的,我想,这是骗子惯用的伎俩。老人又拿出了一张证明,是村委会写的,很简单,只写到她是这个村的村民,并没有写到她的家庭状况。

或许老人感觉到,我并不是来施舍她的,告诉我,她不愿意去救助站,因为那里面吃不饱肚子,有一次孩子在里面还生了病,打了四天吊针。在老人的面前,有一块木牌上写着:请好心人不要给救助站打电话,我们不去。

我看到残疾证上有村委会的电话,我想我可以打电话到村委会去核实。正当我准备掏电话时,一阵寒风将雨伞吹开,孩子的奶奶爬着把雨伞拉回来,然后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知道,自己是多心了!那一刻,也为自己的多疑感到一丝羞耻。后来,我把这位奶奶乞讨的事情发到微博上时,一位网友说,他路过侯家塘经常看到这位奶奶,有一次下雨,奶奶打伞时把大部分了给了孩子,有时候会看见他们彼此的交流和微笑。

我掏出兜里仅有的三张20块钱,塞在老人的手里,没想到,老人竟然失声痛哭,她苍老的脸颊上挂满了泪水。或许她能感受到,我不是在施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执意只留下一张20元钱,将另外两张塞回到我手里,她说,好兄弟,我听你口音也是我们那一方的人,你出门不容易,不能让你断了盘缠。

那一句话,让我突然泪眼朦胧。

钱在我们之间推来推去,很多路人很奇怪地看着这一幕。我把钱塞在了小女孩的手里,我发现她从奶奶的怀里掏出钱包,拉开拉链,把钱抚平了一张一张地装在钱包里,然后再拉上拉链,把钱包塞回奶奶的怀里。之后,对着我很羞涩地笑了笑。

钱包里,除了一张10块钱,剩下的全是一元一元的零钞。

老人说,这孩子很机灵。他们去过救助站,但连肚子都吃不饱。后来出来乞讨,最起码能吃个饱饭,或许还能攒点钱,以后送孩子去上幼儿园。

有饭吃,有学上,这是一位奶奶和孙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老无所依,幼无所养。
就在我和奶奶交谈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女孩,买来一袋糖果,放到了小女孩的怀里;我看到有人驻足,掏出身上的零钱放到奶奶面前的碗里。我看到旁人的眼光里,不再是异样,而是悲悯与和蔼。

每一个生命,都不会缺少爱和善良。回想自己所从事的公益,其实最根本的不在于“劫富济贫”,而是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悲悯无关于财富,情怀无关于学富。

关于乞讨,我最初的记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只有五六岁,村子里经常会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来讨饭。印象中,几乎每家每户的人都会塞给他们至少半块馒头或加上半碗热水,虽然那本身也是一个西部贫困的村落。那时,奶奶总会讲起家族里关于饥饿的很多故事,甚至我就有一位爷爷因为饥饿而死去。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创伤,让他们更加重视对粮食的珍惜以及对于那些乞讨者的同情。

后来,当我进城了,当我开始衣表光鲜地穿梭于很多被幸福的城市,当我像更多的人一样,对于求助熟视无睹,甚至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我知道,那个西部小村庄以及88岁离世的老奶奶,留给我的最宝贵的善良和信任,正在被我肆无忌惮地糟蹋和摒弃。

半年前出差帝都,和几个朋友走在街头时,遇到一位中年男子倒在地上抽搐,我们上前去询问,中年男子说他是从贵州来上访的,旧病复发,但自己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掏出100元给了他,从他很熟练地将钱塞进口袋里的动作来看,他可能已不止一次地采取这种方式去获得资助。朋友说我可能受骗了,我也反思,但我最终并没有后悔,我或许被骗去了100块钱,但我保全了人性中最可贵的善良。当一个人始终用提防、怀疑去面对别人的时候,他自身失去的或许更多。

同样,面对求助,如果你因为害怕受骗而不去帮他,那么你纵容一个骗子,同样被人所不耻。

关于救助站,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负面新闻。这个脱胎于收容站的机构,并没有因为一个温情化的名字的改变,而改变在公众中的印象。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显得很无辜:你看,他们拒绝进救助站!这一现实,也成了不作为的挡箭牌。显而易见,有一些救助站在某种程序上来说,已经沦落为政府慈善的摆设。

从收容到救助,这一社会文明的进步,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孙志刚的性命和程益中等南都高层的牢狱,但回头再来看,不难发现,这种改变,除了名称和工作内容之外,并没有改变体制原有的冰冷。这种不接地气的救助,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最该救助的,反而没有得到救助。所以,就会出现患病的乞讨者死在求助站门口的悲剧。

不可否认救助站的功绩,但我们更应该反思,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乞讨人员露宿街头,一边是救助站的无力和无奈。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是否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我们救助的理念是否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如何与时俱进,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和需求对接?

一个让人担忧的现状是,正是因为体制的冰冷和不作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乞丐,厌恶他们的贪婪,也时刻提防自己的爱心被欺骗,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族群,越来越成为另类。体制的诱导和不作为,正在加速人性的泯灭。

越来越多的城市划定限制乞讨区,职业乞丐已经和骗子划上等号。

救助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词语,这项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和情怀。而这些软性因素,正是体制欠缺的地方。河南兰考的一把火,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村妇袁厉害的人性光辉;于建嵘老师的随手公益发给流落者的衣服被抢走了,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部门的狭隘。

对这个社会最末梢人群的关怀,需要的是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离开长沙的时候,我再一次前往侯家塘,不过并没有找到那位乞讨的奶奶。或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但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残存的悲悯,是否开始苏醒。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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