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信守承诺，以客为主。你认为怎样安全，我们就怎样交易!时间、地点因你而定!”浙江某富裕的二线城市，一家自称“全市多家分店，只要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服务”的礼品回收店，又迎来了交易高峰期。
这家礼品店的规则是“免费上门辨别真伪，现场估价，现金交易”。回收的礼品多种多样，以传统的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看看店里的礼品回收目录，基本上就是中国高档烟酒的品牌集萃——
礼品回收商最钟爱的名酒系列包括茅台50年、茅台30年、茅台15年、国营红皮茅台、五粮液、路易十三、轩尼诗李察、轩尼诗XO、轩尼诗vsop、蓝带马爹利、人头马XO、人头马vsop、皇家礼炮等。香烟类有中华、熊猫、芙蓉王、九五之尊、苏烟、黄鹤楼、玉溪、利群……
2012年初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全球十大最值钱奢侈品牌榜”，路易威登、爱马仕、宝马分列前三，中国入选的两个品牌是白酒——茅台和五粮液，在入选的汽车、香水、珠宝等国际大品牌中十分显眼。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时尚方面的本土奢侈品很难被高端消费者接受，但是白酒品牌价值却超过古驰、卡地亚、劳力士等老牌奢侈品，可见中国高档白酒消费之强悍，而这其中政务消费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务消费占比较大。
这些烟酒品牌除了礼品之用，同样也是高档消费场所钟爱的物品。2012年5月浙江省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文件，正是印证了高档烟酒和食品的消费之旺盛——“不得食用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及其他高档菜肴，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各类进口酒以及高档香烟。”
所以2012年连续限制公款吃喝的新政，被看作对高档白酒的当头棒喝。2012年底中央军委出台“禁酒令”，茅台市值一天就蒸发125亿元。
2013年1月海南推出公务接待的禁酒令，很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禁酒的连锁反应。“十八大”之后中央雷厉风行的反腐倡廉，成为历届党代会之后最为严厉、将反腐提到最高高度的新举措。
只是中国深厚的送礼文化和交易空间，很难轻易被抹去。与高端白酒受到一定影响相反，国际奢侈品牌反而在中国迎来了近年未见的销售高峰。
一位行业专家说，节假日是高层人士的休假时间，也是送礼、度假的消费时刻。再加上中国遇到政治调整期，跑关系的特别多，“各大奢侈品牌感觉到，在中国的重要时刻来临了”。
由于具体的奢侈品牌基本没有被囊括在新政之内，那些从高端白酒或海参鲍鱼里转移出来的送礼空间，溢出到了其他领域。
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所担心的：“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下发的限制公款吃喝的文件有500多个，哪一个管住了这张嘴?”
中国式的消费特色是，高端消费里很难撇清贪腐的空间，一些产业甚至因为贪腐空间的存在，极为兴盛。李成言说，礼品在中国已经被扭曲了，礼尚往来的文化需求被突破了。老百姓不会轻易去送人奢侈品，一个人购买的正常礼品，会与他的实际消费能力相关。只有当他要突破正常的情感维护，而需要去获得额外的利润，才会去赠送高于他日常消费能力的物品。
“打击腐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腐败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网络状的利益链条中。所以反腐工作十分艰巨，能够深入到哪一步，还有待观察。”
世界奢侈品协会的威廉亚洲官网 调查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担心：奢侈品在商务送礼中已经被广泛应用，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主要门店和顾客的数据反馈，平均奢侈品消费的75%用于礼品市场，25%为个人自用。这也是中国内地所独有的消费特点，二线城市的数据与一线城市差异不大。
所以，当“微笑局长”杨达才的多块名表被公众揪出来，它其实印证的正是人们对奢侈品和贪腐之间的猜想。后来又陆续被“发掘”出来的官员戴高价眼镜、名牌腰带，或是某政府部门的高价消费，成为公众表达对贪腐不满的一个个出口。奢侈物品成为冰山一角，在官员公示财产还很难实现之时，人们至少希望通过监督来尽量减少贪腐空间。
我们考察了一些行业盛行的送礼之风或潜规则操作，它们就像某位礼品经济研究者所言：“当你把汽车作为礼品时，汽车厂商就是最大的礼品公司;当你把房子作为礼品时，开发商就是最大的礼品生产者。”
如果将这些行业的灰色空间，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官员受贿腐败案件的实证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看似新鲜的贪腐空间，只是在一遍遍重演多年以前的故事。当制度的力度不够时，金钱和权力的交易简单直接，却长久不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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