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建威回忆：“前九天九夜，他们没让我闭一分钟眼睛，我困得大脑嗡嗡直叫，双眼红肿，双脚浮肿，脉跳加速，下身糜烂，还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气，答：不行！我要求去医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动一下，答：不行！”
出狱后的黎萍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笔录恐惧症”。“特别是刚出来的时候，谁让我写字，我的手就会发抖，也害怕别人叫我签字”——这是那段特殊经历所致——“我在‘山上’呆了七天七夜”。黎萍回忆。
“山上，”这个称谓听起来美妙，对于黎萍却是痛苦记忆。“我们之间都是这么称呼的，后来见到媒体说是什么‘打黑基地’，才知道是被关在了哪里。”
王立军时代的重庆“打黑”，惯用模式即是“专案组+基地”。一位重庆警察告诉《东方周报》：“找一个农家乐或者宾馆，就成为一个审讯基地。重庆打掉多少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多少个专案组。专案组审讯嫌犯，根本不使用看守所。有时几个专案组会使用同一个基地，这个案子审完了，下一个案子接着用。”
这些“基地”为警方临时征用。“每一个公安分局，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基地。”“前律师”李庄说。重庆市公安局官方网站显示，重庆共有13个公安分局。另据媒体报道，重庆“打黑”期间共成立审讯基地24个，但这一数字，《东方周报》未能得到官方证实。
李庄告诉《东方周报》记者，关押罪犯的地点，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未决犯要在看守所，已决犯在监狱。而重庆打黑，大量在“基地”审讯。“因为有监控，有隔离网，在看守所里不能打人。公安内部和‘黑社会’的人都懂，看守所是有‘安全感’的地方，‘外讯’则很恐怖。我接触过一个所谓‘黑警察’，他被提到基地‘外讯'过，后来又要‘外讯’，死死抓住铁栏杆，不敢撒手。”
“基地”——成为重庆“打黑”时代的重要代名词之一，其间发生的一切则成为“黑打”的有力注脚。
山上有“基地”
黎萍，43岁，原重庆市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财务主管兼会计，原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的妹妹。2009年，她以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获刑一年半，2011年1月刑满释放，黎强则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经营等八项罪名获刑20年，至今仍在渝都监狱服刑。
2009年7月14日下午6时许，黎萍被抓。“当时是下班时间，其他人已经陆续走了，我和伍树芹（黎强妻子，原渝强公司出纳——编者）还在，七八个人冲了进来”，黎萍回忆，“他们进来就问：黎强和何永红（黎萍丈夫，原渝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编者）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我看他们全是便衣，留着平头，气势汹汹的，还以为又出了交通事故了，来‘扯皮’什么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黎萍意料：来人冲进她和伍树芹的办公室，把她的双手反铐起来，戴上黑头套，一边一个便衣，扭送到了楼下的车上，说是去协助调查。黎萍比伍树芹先被带走，坐在黎萍办公桌后的伍树芹目睹了整个过程，“把她给吓惨了。”
她们当时都不知道，早在此前的当日下午两三点钟，黎强已在渝强公司所在地重庆巴南区一个银行门口被抓。
黎萍先是被带到南泉派出所，约两个小时后，一个警察说：“收队了，全部到目的地”，又被戴上黑头套，带上车，“七弯八拐的，也不知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下了车，她感觉在爬楼梯，后来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凳子上坐下，“一直坐了七天七夜”，直到7月22日被送进看守所。
这里就是“基地”。彼时，一场“打黑”风暴正在山城席卷而起。“2009年6月3日爱丁堡枪案后，陈明亮、岳村、龚刚模、陈坤志等第一批所谓‘黑老大’一被抓，就开始使用‘审讯基地’，家属不知道他们关在哪里，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一位重庆警察回忆。
爱丁堡枪击案是指毒枭李明航驾车回爱丁堡小区的家时，被人持捷克CZ75手枪击中胸、背部死亡，此被重庆警方称为“打黑第一案”。
黎萍这样描述她所处的房间：就像宾馆的标准间，约10个平方米大小，白墙，有个独立卫生间。她带着脚镣手铐背窗坐在凳子上，前方有张桌子，警察坐在桌子后面，24小时轮番询问，不让睡觉，困得不行要打盹，警察就用笔在木桌上使劲地敲，叫她的名字，厉声呵斥“在干嘛”。
在黎萍的记忆里，看守与讯问她的警察多是20来岁，刚从警校毕业不久，“他们也不许下山，下山必须请假。”由于一个曹姓中年警察名字较为特殊，黎萍“最记得”他，“每天都用笔敲桌子，在一张纸上不停地写，他偶尔也要出去，等他出去了，我就挪过去看他写些什么，他写的是：‘瓦解他的意志，摧毁他的精神。’”
其实，刚到“山上”没多久，黎萍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致方位。她听到一个警察说：“今天晚上如果住不下的话，就到清风峡去住。”黎萍回忆：“我听了，心想：哇，天哪，绕了这么大一圈，原来是把我们关到云篆山上来了。”
云篆山是巴南区南端的一个风景区，山上经营着数十家农家乐，而清风峡是这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当地非常知名。黎萍回忆，出事前不久的某年“妇女节”,黎强还带员工到那里爬过山，在出事前的那个新年，她们公司员工还到“清风峡”边上的那家农家乐吃过年饭。后来黎萍知道，这家名为“湖畔松林山庄”的农家乐，正是关押她们的打黑“基地”。
农家乐化身“基地”
12月7日上午，《东方周报》记者与黎强的女儿黎林（化名）一起，前往云篆山探访“打黑基地”。
黎林生于1987年。黎强仅此一个孩子。黎家出事的那一年，黎林刚刚从美国一家大学毕业并在美从事有关金融的工作。黎林是在黎强诸人的案子审定以后方才回国，那时父母已经入狱，并已能够探监。现在她在重庆一家外企上班，黎家亿万财产已尽数充公，“我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
从巴南区府所在地鱼洞镇出发，上云篆山，只几十分钟车程，就可到达“湖畔松林山庄”。云篆山上的农家乐多位于山顶，“湖畔松林山庄”则位于半山腰上，相对僻静。这是一个独门独院，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小楼，仍旧对外经营着。据服务员介绍：“最多可以接待100人左右，每天的费用标准是120元/人。”这一天，它的生意看上去很不错，一些客人聚拢在一楼前台接待处，气氛很热闹。
这是黎林第二次上山来了。“我爸爸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被关在哪里，”黎林说。黎强一案被称作“518”专案，专案组成员主要由巴南区公安分局的警察组成。黎林告诉《东方周报》记者，黎家涉案的7人以及其他“骨干成员”，都曾被带到“山上”审讯。黎强被抓之后，一直在“山上”呆了76天，“他性格刚烈，无论你对他怎么样，他没有做的，就是没有做。他在山上呆了多少天，就坐了多少天的‘老虎凳’。”
对于父亲在“山上”的经历，黎林知道的并不多。“其实，我和爸爸现在的接触很有限，”她说。有一段时间，监狱允许一个月吃一次“亲情餐”，这个时候，他们父女还是可以低声谈一些话，但对于那些经历，“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是很想听。”
黎林的母亲伍树芹现在已刑满释放，作为黎强“团伙”的第十四名被告，她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获刑两年半，她在“山上”的经历更是成谜。“我曾经问她愿不愿意把在基地的经历给我说一说，或者写下来，她说不愿意，‘想起来就头痛’”，黎隽说。
而“湖畔松林山庄”的老板叶先生告诉《东方周报》记者，他至今不知道楼上房间里关过什么人，他的这家农家乐与“518”专案组的合作过程很简单，“之前不认识，他们到处看，看了七八个地方，觉得我们这里比较合适：安静，有停车场、会议室、围墙，设施齐全，而且离村民稍微远一点，周边没有住家，互不影响。”
专案组租用这家农家乐的时间并不长，七八个月时间，每月一万八或是两万块钱，“住宿、吃饭、水电都要自费，后面几个月他们人就不多了，只有几个人在这里。”在前台负责接待的一位服务员记得，那时每天都有武警坐在一楼的楼梯口值守，“我们不上楼，也没看到过犯人，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是在做秘密工作，也不会让我们知道。”
非法“基地”成“合法”
自2009年以来，重庆打掉了多少“黑社会性质组织”？据重庆市公安局主办的内部报刊《警察文化沙龙》2012年1月1日总第30期载：“打黑除恶以来，累计立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56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7800余人……”
30岁的沙坪坝区双碑村人黄飞是上述7800余人中的一个，2009年12月他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两则罪名获刑三年，现已刑满释放。黄飞于2009年9月19日在重庆武隆被抓，戴上黑头套后，上车拉走，当天晚上被关进一间屋子，“也不知道是哪里”，直到同月23日夜里被送进看守所。
抓捕黄飞的是“725”专案组，他涉嫌参加由同村人毛海“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此案由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侦办。黄飞回忆，在接受审讯的那几天里，“不让吃，不让喝，也不让睡”，后来，在一次警察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望出去，竟然望见了嘉陵江上的石门大桥，那桥正在他所处房间正前方的下面，黄飞由此判断自己原来是在平顶山上，“我还判断出我是在一家农家乐，因为平顶山上有很多农家乐。”
平顶山位于沙坪坝城区，海拔400余米，是沙坪坝的制高点，上面有一座公园，并有多家农家乐。11月30日，《东方周报》记者在山上找到了这个名为“桥缘生态山庄”的“打黑基地”，目前仍在开张，“主营茶、棋牌、会议、住宿、休闲娱乐等”，是山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农家乐，站在楼上平台望出去，嘉陵江上的石门大桥赫然可见。
作为“725”专案的头号人物，40岁的毛海“在基地老虎凳上坐了20多天，后来才被转到看守所”。毛海的妻子郭翠说：“毛海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是被抬着进的看守所，手脚全肿了。”而翻看“725”专案案卷材料，《东方周报》记者发现，关于毛海的讯问笔录，“讯问地点”一栏，有多份填写的是“沙坪坝公安分局725专案组”、“沙区725专案”或“沙区725专案办公室”。
同案的李正渝是在2009年9月28日中午在双碑被抓的，也在平顶山上关了三个白天四个晚上，“手脚铐着，空调一直开着，温度调到最低，还要加一台风扇，一直对着脑袋吹。”
2009年12月25日，毛海、李正渝、黄飞等12人在沙坪坝区法院接受审判，李正渝回忆：“他们说我是那年的9月30日被抓的，有两天时间没给我算上，我就在庭上问那两天我被关在了哪里，第二天，法庭出示了手续，说是关在沙坪坝另外一个临时看守所，说平顶山上的农家乐是他们合法的看守所。”
官方文件里的“基地”
这是一份序号为“九龙坡公安文[2009]143号”的官方文件，题为《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分局关于成立九龙坡区看守所第一分监区的决定》。全文如下：
市局：
为解决九龙坡区看守所关押爆满和王天伦涉黑案团伙成员众多、无法分关分押等问题，确保“8.11”专案侦查办案顺利进行，经分局领导和“8.11”专案指挥部研究，根据渝公发（2009）237号文件决定在九龙坡区武装部招待所成立九龙坡看守所第一分监区，专门用于侦办王天伦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需要，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其设置、设施、管理工作等完全遵照国务院《看守所条例》和公安部《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执行。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
上述文件的签发人是时为九龙坡公安分局局长的周穷。《东方周报》了解到，周穷其人已于2010年“涉嫌严重违纪”落马，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九龙坡区武装部招待所位于九龙坡区一个叫做毛线沟的地方，12月8日上午，《东方周报》来此寻访，稍作打听便得以找到。招待所与武装部办公室位于同一栋小楼上，楼高六层，一楼是餐厅，三、四楼为招待所客房，二、五、六楼则为办公室。尽管小楼正在装修，招待所仍对外营业，100多元便可开一个房间，但冷冷清清，几乎不见一个客人。
这里已了无所谓“九龙坡区看守所第一分监区”的痕迹，一楼招待所吧台的服务员都是新换的，记者遇见的武装部工作人员也都自称“刚来这里没多久，不清楚你问的事”，但是，对于被一度关押在这里的原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政委冯平的妻子刘荷伟来说，这里仍是她的伤痛之地。
冯平案被称为“416”专案。冯平生于1962年，2010年5月被指涉及重庆亿万富翁王天伦弟弟王东明命案而被“双规”，2011年1月以受贿罪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刘荷伟告诉《东方周报》记者，冯平先是在一个叫做十指山招待所的地方“双规”，之后被送进重庆市第一看守所，进入看守所后，经常被送到九龙坡武装部招待所接受“外讯”，“在那里一连几天几夜地接受询问，折磨你，一个事情问得差不多了，把你送回去，过几天，又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再把你提过来。”
查看冯平一案卷宗，询问笔录“地点”一栏，有多份填写的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武装部招待所”或“重庆市九龙坡区看守所第一分监区。”
基地里“没有办不了的案子”
李庄的当事人龚刚模的遭遇更为惨烈。李庄告诉《东方周报》，在铁山坪打黑基地，龚刚模曾被“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让他手捧大便，拿着内裤擦地板。”
铁山坪是最为知名的打黑基地，具体是指位于江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南部的“重庆市江北区民兵训练基地”，这里实则是重庆警察的一个训练场所。12月11日下午，《东方周报》记者来到这里时，基地已经恢复平静，原本值守的武警早已不见踪影，来自重庆江北、渝北和北部新区三个分局的数十名警察正在训练场上操练。
“‘专案组+基地’，重庆以这种方式打黑，没有办不了的案子。”一位警察告诉《东方周报》记者。这不仅仅是对所谓涉黑人员，还包括“自己人”，亦即公安内部的“整肃”。“在王立军时期，重庆至少有3000名警察受到处分”，一位重庆警察透露。这其中有曾给王立军当过秘书的忻建威。
作为一名警察，忻建威也曾被戴上黑头套，扭送到一个叫做“碧湖山庄”的基地，关押长达四个月之久，受尽各种折磨，后被处以撤职处分，他已于2012年6月被正式平反。“打黑基地，那个之惨啊……”提起往事，忻建威仍是心有余悸。
负责忻建威案件的时“091-327”专案组，“专门搞我们七八个警察。”在“碧湖山庄”基地里，忻建威失去了自己的姓名，被以“9号”代替。他被架上铁椅，戴上手铐脚镣，第一轮，一坐就是九天九夜。审讯人员每次二人，每次两小时，五六十人轮换“进攻”，不准休息，“如果见你疲倦闭眼了，就用巴掌、拳头、枕头把你打醒。”忻建威回忆：“前九天九夜，他们没让我闭一分钟眼睛，我困得大脑嗡嗡直叫，双眼红肿，双脚浮肿，脉跳加速，下身糜烂，还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气，答：不行！我要求去医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动一下，答：不行！”第一轮结束，接下的第二轮，是五天五夜；第二轮结束，还有第三轮……放出来时，忻建威已是奄奄一息。
“碧湖山庄”位于重庆城区西北一角，隶属北部新区大竹林镇。12月12日中午，《东方周报》记者在这里看到，所谓“山庄”，实则仍是农家乐，只是院落稍大，有水塘可供客人垂钓，餐厅豪华，其规模可容纳数百人同时用餐。这里也已恢复平静，尽管有些客房仍在装修，也已对外开放营业。
“现在的政策掌握不了啊，”一个女服务员感叹，“我买了本书，是讲王立军的，我看了，晓不得到底哪个是好人哪个又是坏人啊！”
（黎林是化名） 刊于《东方周报》试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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