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红卫兵
核心提示：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和批判的残酷性。
1974年外媒看文革：使最聪明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
1970年代初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迅速增多，他们几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经结束。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中国的美好神话突然破灭。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坛。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和批判的残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学者周宁研究发现，自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
西方人怀疑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三个曾赞美过“文革”的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加以批判，“成千上万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它组织人民的工作，它为员工分房，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文革”之后，外国记者们回来了——这次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对中国友好的西方记者。1983年，当《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
而实际上，1978年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包括一个个“单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位摄影师在珠江边，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后来成为《时代》周刊的驻京摄影记者。“中国人把一个巨大的包袱放下来。”他说。在大连理工学院，一个滑冰的学生展开双臂，从毛主席像身边掠过，把它甩到身后。“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两张照片里，“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生改变。
当记者们被一辆代表国宾待遇的丰田车拉到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中国官员说，那里将建立起吸收外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记者轻蔑地看着那块泥泞地，很怀疑它是不是中国的未来。许多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在开玩笑。”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刘美远曾回忆说。
外国记者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事物，一夜之间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
原题：《“蚂蚁山”上的理想与奋斗 西方媒体的六十年“中国故事”》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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