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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女大生对毛泽东与党的惊人剖析

毛迷信下的中国故事 反毛篇(上)

 2013-01-10 22:5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6

1957年6月某日,四川大学礼堂举行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冯说: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毛的杜撰,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这个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成为毛一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胡风公开向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怎么就成了罪人?事实证明,毛决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暴君!共产党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工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一群最无理、最卑鄙的小人。川大汤教授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中国的大学教授,月薪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他们就污蔑汤教授是反革命,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共产党和毛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这好那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几个卢布。后来,当局以现行反革罪判处冯元春有期徒刑二十年,关押在南充监狱。冯一直不服,经常上诉。文革初,冯元春高呼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下令将其处决,死年不足三十岁。右派改正时,中共四川省委内部决定,全省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之一是冯元春。

1966年夏天,有人发现,长春市劳改工厂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鞋底上有“毛”字。这样的凉鞋谁还敢穿!一时间,满大街的长春人拎着凉鞋到新生塑料厂退货。该市各机关单位随即举行各种斗争大会,声讨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发泄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仇恨。

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初恋爱时,戴母反对,说如果与这个中国青年结婚,你的孩子会自杀的。杨烨是杨、戴的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时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被北大拒绝。他报的是原子物理专业,他的母亲是英国人,过不去政审关。为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杨烨带着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甚至把一只古董花瓶打碎。后来杨桦患上精神病,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也不认杨宪益是父亲。在周恩来过问下,杨桦获准去英国。行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焚烧,只留下团员证和毛泽东像。到英国后,杨桦不能见中国人,一见就吓得失控,不由自主地发抖。1979年圣诞节期间,杨烨在姨妈家点燃汽油自焚。他的遗物之一,一幅毛像,上面被他戳满了洞。

台湾海峡边某小镇有个姓孙的青年,其父临“解放”时因赴台谈生意滞留未归。“解放”后,他和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列入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父亲每年通过香港亲友寄回一笔生活费,母子得以偷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文革一来,母子被冲击。有一天,母亲被红卫兵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游街,儿子忍无可忍,冲出去和人家理论,结果招来红卫兵一顿毒打,还抄了他的房间,搜出一本写满评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一条评注写道:“此词暴露了作者严重的帝王思想,可见其借革命之公器,谋君临天下之私利。”反属加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小孙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孙母收埋了儿子的尸体后,面向令母子梦萦魂牵的台湾方向上吊自尽。许多年后,孙父从海峡对岸回来,带走了妻儿的骨灰,临行前对族人说:此生永不再踏祖宗之地一步。次年,孙父八十七岁病逝于台北。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某钻井队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叫刘延德,因自办油印《中国工人报》而被捕,后又在他的《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发现许多批语、问号,再加上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父亲是中共高干,刘延德被轻判五年徒刑。该钻井队另一位四川青年,因评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又说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滩枪决,死后无人敢为他收尸,被狼拉走了。

云南永州有一位文学青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问题,信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鸡巴都快遮不住了,镇干部查扣了这封信,指控该文学青年侮辱伟大领袖,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群众对该青年进行吼斗,吓得他魂飞魄丧,后被连开数枪,脑浆迸溅。随后,革命群众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民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达对阶级敌人的切齿痛恨。 

1970年2月,银川市破获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读书写作小团体。成员之一的吴述樟,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因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边写了“放屁”二字,被定为恶攻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弟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也是成员之一,兄弟俩一同被枪毙。

湖南大庸县有一个女社员叫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他们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和供孩子的书钱拿去“请毛主席像”。她在信中质问:“这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全县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又挺身而出,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传单说:“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这一双姐妹也很快落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枪杀。

赵老师是五十年代从天津来大西北支边的知识青年,为人单纯直爽,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文革开始不久,赵老师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仇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枪毙赵老师那天,看的人很多。他被打倒在河滩里,尸体放了几天没人管。后来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据说是他的父亲,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帮他,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的尸体没哭,这时却哭了。几天后,河滩里赵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不知道埋到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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