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得先让人能说话

十八大后，多家官媒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刻板形象。《人民日报》1月1日开始改版，周一至周五每天推出一个评论版，称要“说真话、写实情”。除了宣传“伟大、光明、正确”的官方报道外，该报用一定篇幅报道网民关注的官场负面事件，如日前在头版追问山西南吕梁山事故中当地的瞒报。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近月作出多个亲民举动，并纷纷承诺担当监督公权力的角色，就地方部门失职、贪腐等问题作出具批判性的报道和评论，引起外界关注。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却发生《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及《炎黄春秋》网站被封事件。是什么力量或影响该为这样的事件负责呢？是某些个别官僚的习惯和惰性在作祟呢？还是控制媒体的一贯政策并不打算有所改变，“开放”和“说真话”只是策略上的表面文章？

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示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本质上是一种耍手段、使阴谋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说真话。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充其量是一种“半真话”（half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说，可以用字词来说谎，也可以用沉默来说谎，逼人沉默，不让人发声说话，就是逼人说谎，逼人成为谎言者的共犯。

谎言有“黑”、“灰”、“白”三种。黑色的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听话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说话人的消息来源和内容。《一九八四》中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

与黑色谎言相对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谎言，后面谎言两种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成分，如提供不实信息的确实信息来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误导性的信息、有选择地摘取只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创造性地误读和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强塞到别人的嘴里、将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别人的文字之中、装正经，装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说谎的责任。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话”。白色和灰色谎言的目的与黑色谎言无异，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以骗术和欺诈来让人上当受骗。

白色和灰色谎言与黑色谎言的另一个区别是，说谎的人特别心虚，因为他们说谎，自己心知肚明，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谎言并骗不了人，别人对他们说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不敢作声罢了。说谎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美国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Cusack)所说，“墙上的钟明明是10点，他们告诉你是9点。你看看墙上的钟，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说谎，“只是因为说谎是他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有人会把墙上的钟看成是9点。这样说谎必须把说谎当作一种职业，对他们来说，说谎不是一种劣行，而是一个工作，他们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些以说谎为饭碗的食客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十八大后，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要人民对这一举措的承诺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许以说假话为职业的人来把事情越弄越糟。报刊上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次让人说话，都是帮助树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担保；而每一句假话，每一次不让人说话则都是对承诺的一件推翻性事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都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际事例的担保，而不只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或权力人物的信誓旦旦。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际交往，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够程度的有所不疑。这种有所不疑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担保的减少，随着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进而被彻底动摇，甚至完全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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