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

1979年8月，台湾《美丽岛》杂志问世时，提出了“培养新生代的生机、建立一合理社会”的口号，以发行人黄信介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说：

“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世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赖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推广。”

仅仅出了四期，《美丽岛》就随着高雄事件的发生而夭折了，这本民间的政论刊物，在短短几个月中曾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前的《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台湾政论》一脉相承，却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借助一个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结，这个杂志庞大的社务委员、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编辑名单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其服务处遍及岛内各地，蔚成规模。就刊物本身而言，既发表了许多像尤清的《论抵抗权》、吕秀莲的《谈法统》、姚嘉文的《“叛国”论——国不可叛，民不可辱》、《爱国论——有生民之国，自有爱国之民》这样的文章，也发表费希平、黄信介、康宁祥《就我们所面临的三项政治问题向行政院孙院长提出质询》，这是三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向行政院长直接提出的咨询，其中第三项质询是“如何建设民主体制”——

“三十年间，台湾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所得不断增加，教育日趋普及，因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准，启发了人民对政治的参与感。在农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依赖传统的权威意识维系；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必须依赖理性的民主意识维系。毋庸讳言，由于政府当局未能满足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尺度，以至淤积一股政治洪流，使之纳入理性化的民主体系，应为今日急待解决的课题。疏导政治洪流，如同大禹治水，必须顺其流向引导，不可逆流堵塞，以免造成政治情绪的泛滥，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美丽岛》第二期）

第三期发表费希平的《限制组党是否违宪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不满行政院长就党禁问题作出的答复，提出七点质疑，要求院长翔实答复，“根据民主政治原理，民主国家应有各种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才能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个政党无法涵盖全国人民的愿望。在今日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在往日历史中，只有德国的国社党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才不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我们自称为民主法治国家，而这民主法治国家的行政院长，居然宣布禁止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这与独裁政权又有什么区别呢？”

与此同时，1979年的大陆也有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而遭到被捕，民主墙当时虽然没有被封杀，但民刊、大字报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墙运动即将告终。表面上看，两岸民间争民主的浪潮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岛上有地方选举，且部分党外人士已通过选举已经成为民意代表，有机会直接问政，像费希平他们那样，即使最敏感的党禁问题，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并要求行政院长做出答复，这是两岸的差距。即使“美丽岛案”，导致大批党外人士被捕、判刑，也没有逆转这一进程。台湾之所以完成和平转型，固然取决于雷震、殷海光到《美丽岛》群体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在1949年到1986年的三四十年间，几代人付出了各种各样的代价，包括流血、坐牢、失业等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他们都一一承受了。一个保障每个人享受正常权利、自由和尊严的低调理想社会，却要无数人高调的理想和牺牲去争取。但是，仅有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足以造成这样巨大的转型，毫无疑问，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不可忽略，储安平在20世纪40年代就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与无”的问题。

当魏京生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中直接指出“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的行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拥护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他锒铛入狱的命运即已注定。其实，他对邓还是缺乏足够的了解，邓不是“蜕化”，也不是“骗取人民的信任后”如何，邓从来就没想过要搞民主，也从来没想过什么“人民的利益”，他眼中只有党主，只有党的利益，他的命运沉浮、大起大落都是和这个他所栖身的党绑在一块的，他是钢铁公司也好、绵里藏针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党，他的身家性命、权力地位也都只有在这个党机器里才能实现。1979年他果断地抓魏京生，并画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1986年、1987年之交他果断地拿下胡耀邦，1989年他果断地口述了“四二六”社论、果断地下令戒严、动用野战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不是他“蜕化”了，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他是一贯的，1957年他就是反右运动的一线总指挥，他之深受毛的欣赏不是偶然的，他身上那股子狠劲，他超强的执行力，最关键的就是他眼中只有这个党，只有一个完全党化的邓，理解1949年以来毛、邓等在泱泱大陆建立起来的这个清一色党化社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没有党外，甚至没有民间，所以任何有可能触及党利益，触及他们权力神经的举动都是绝不允许的，要说这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解构，那也是“六四”以后才慢慢真正开始的。

前些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80后”和“90后”青年对政府不满较多，近七成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不少网友看到这一消息后表示，岂止80后、90后，60后、70后也是如此。但是在铜墙铁壁般的维稳体制之下，即使青年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也很难有公开的表达，这种日复一日的长期压抑最终会造成什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无人知道。新生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往哪里去？求生存，求温饱，还能求发展吗？

1979年，《美丽岛》杂志呼唤的合理社会，没过多少年就在海峡彼岸开始出现，而且一天天朝着更合理的方向演进，那时的新生代如今垂垂老矣。反观海峡此岸，魏京生们仍流亡海外，归国无期，而新生代面对的只有无所不在的压制、压抑、压榨和压迫，前路渺茫，在“拼爹”、“恨爹不成刚”这些新词、新短语的背后，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不合理的社会，飘荡在古老中国上空的仍是世袭制的幽灵、血统论的阴魂，任何合理的种子在这里遭遇的似乎都是僵硬、冰冷的水泥地，没有可以生长的缝隙，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我想把这个问号写在古老的天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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