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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层整肃南方报业并非自今日始

 2013-01-08 05:3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2011年11月中国记者协会改组,现任南方报业社长杨兴锋落选、由杨健取而代之。杨兴锋作為李长春主政广东时期,专门报道省委书记的省报特派记者,看来已不再被信任,同时也意味着,这盘北京高层决心驯服南方报业的棋局正式拉开了序幕。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有报道说,去年六、七月间,南方都市报一名内部审读员向上级献计献策,要求该报不再使用一位著名美术编辑的漫画,理由是其人其画会给南都报带来政治风险。审读室是南方都市报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北京7•21暴雨灾难后,《南方周末》八个版的专版被撤换,审读员用红笔删掉了其中平民遇难者的故事,只保留了那些有关殉职官员的报道。

不过,北京水灾遇难者“头七”这天,《新京报》却刊发了22个版的纪念评论和特刊,这与南方报业大面积删除水灾新闻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那些无力的编辑记者和失望的读者们只能发出哀叹。为此,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号召报社内部问责,同时将矛头指向了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呼吁驱逐这位极左的意识形态长官。笑蜀在此之前已于2011年3月份被南方报业除名,庹震则在去年5月空降广东。庹震是一位极其保守的新闻官员,他在新华社副社长的数月任期内,执行严苛的审查标准,以致于他赴广东任职之后,新华社的不少人纷纷弹冠相庆。

博客中国网友袁剑转载作者侯方域的文章回顾说,事实上,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或更早的时候开始,遏制南方报业、调整南方报系的办报方向就是北京的既定策略。此间历经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60年大庆、亚运会等反复狙击不成之后,宣传系统终于痛下杀手,如今,得益于直接受命北京的庹震主持广东省委宣传部,北京高层终于可以直接遥控羈傲不逊的南方报业了。有消息指,庹震南下带着整顿南方报业的任务,与庹震同时期到来的,则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兼任南方报业党委书记,為接替即将退休的南方报业社长杨兴锋做预备。

此外,张东明于2003年从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调到《南方周末》任总编,经过近十年与南方报业内部的争夺,终于当上了报业集团的总编辑。眼下,南方报业内外都处在宣传系统的直接控制之下,压制南方报业的声誉便成为控制的全部内容。因此,才会有专门针对南方的特别禁令,也才会有北京上海都可以报、唯独南方不可以报的例外,这样的舆论箝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南方报业在大陆新闻界不断被边缘化。从这一年的内外控制来看,这个目的成效显著,南方报业频频缺席重大报道、在一些重要议题上也被封锁声音,已经成为了常态。

在此期间,南方报业频频传出坏消息:2011年,著名的时政评论员长平被彻底驱逐,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也被改组;去年,深度新闻部主任喻尘被辞退,评论周刊也从八个版面减到四个。不过,在张东明干预南方周末的十年里,南方周末的传统尽管被打散,许多人陆续离开,但这种传统在一些年轻记者编辑那里仍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作为南方报业总编辑兼集团首席审查官,张东明显然不能凭借外部的压服而获得内部认可。

文章又说,中宣部和广东省委宣传部都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日常化的审读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南方报业在集团层面设有审读小组,主要负责审读《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深度报道以及整个《南方周末》的报道。这个审读小组在汶川地震前后被强化,向总编辑负责,随时报告,有删改的建议权,但编辑记者们对审读小组的工作大多抱以蔑视的态度。南方都市报原本没有审读员这个岗位,2010年底开始设置,但这个岗位受到同事们的普遍鄙视,与编辑记者口角不断,作用不大,一些审读员最后选择离开。

因遭受同事鄙夷,不少审读员只能向上司、向宣传部门寻求保护。为此,他们往往言听计从,靠提高审查程度来博取领导的欢心,把那些社会急需的真实报道一律都贴上“危险”的标签,不仅如此,还经常做出令人不齿的告密和出卖行径。在2010年之前,南方报业内部的自我审查有一定的公开性。比如宣传部的所有禁令都可以在南方都市报内部网上自由查询,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审查和自我审查都是秘密进行。禁令再也不能在内部网上备查,只转发到总编手机上,由他们向下口头或电话传达。审读小组也不会再暴露审查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报业现任总编辑张东明十分热衷于激发审查机制的积极性,新闻审查官出身的他亲自参与对《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审读,这在歷届总编辑中前所未有,是内部审查机制的总负责人。南方报业的权力结构分為集团(编註: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子报系(编註:即南方报业集团所辖《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十一份报纸)两个层级,2006年范以锦社长退休之前,一直克制集团对子报的介入,较好地维护子报系的独立发展权,这一切从杨兴锋担任社长开始转变。

《南方日报》是母报,可集团的收入却主要靠《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导》等子报供给,但这些子报的总编无论业绩多出色,都难以升任集团社委(南方报社管理委员会委员的简称),后者属省管干部序列。2008年之前,集团副总编辑兼任子报负责人的情况也有,但都比较好地尊重子报独立办报,不做干涉。在杨兴锋社长任期的次年开始,集团委派社委去子报时,开始加大介入力度。

明显的例子是集团社委曹軻下派到南方都市报、王更辉和黄灿到南方周末做负责人之后,子报系的平稳局面被打破,失去对编辑方针和用人权的把握。社委不再是名义上的“集团代理人”,而成為子报系的实际控制者,这种母报——子报权力模式的改变,对子报而言,再也不能用报纸的价值观自行其事,也无法庇护那些触犯禁令的编辑记者。对宣传部而言,只要掌控分管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集团社委,就可以达到控制整个子报系的目的。

侯方域的文章最后强调说,社委作為省管干部,升迁的否决权掌握在宣传部手里。驯服社委就可以控制不听话的“两南”(《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合称)。子报系对集团收权的反抗能力急剧下降,2008年前后,当集团试图撤换《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时,大部分深度调查记者和评论团队联署,以集体请辞逼迫集团收回成命。2011年长平出走之后,庄慎之遭遇明升暗降的境地,普通的编辑记者已经无能力组织狙击。当然,庄借助全媒体运营委员会架空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改写权争格局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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