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开始严酷迫害元祐党人。所谓元祐党人是指宋哲宗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蔡京拟出了一个120人的庞大名单,称作奸党,宋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凡是元祐党人的子孙,一律不许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而且一概不许出现和提到“元祐”的字眼。
洪迈《夷坚志》记载了一则《优伶箴戏》的故事。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等大臣看戏,一个伶人扮作宰相,坐着宣扬朝政之美。一个僧人请求他签署准许游方的文件,宰相一看僧人的戒牒,是元祐三年颁发的,立刻收缴毁掉,还让僧人还俗。一个道士的度碟也丢了,宰相一问也是元祐年间颁发的度碟,立刻剥掉道士的道服,让他做平头百姓。一个士人是元祐五年获得荐举的,按照对元祐党人的政策,应该免掉荐举,负责管理官员的礼部不予录用,把他赶走了。过了一会儿,宰相家主管私家财库的官员附在宰相的耳边小声说:“今天在国库,申请相公您的料钱一千贯,没想到拨下来的全部都是元祐年间所铸的钱,我来向您请示这些钱咱们到底要不要?”宰相低头想了半天,悄悄对官员说:“从后门搬入去。”旁边的伶人举起手中所持的棍棒,照着宰相的脊背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你做到宰相,原来也只要钱!”
另一说是,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得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几百年后,贪佞之风大行,“走后门”一词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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