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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2012

 2012-12-24 19:5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2012年快要结束,难道这就是末日到来之前的平静?全球迎来大选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要经历换届,重置乾坤,世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历史处于节点,而生活在别处:韩国嘻哈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的MV成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音乐视频,在Youtube上有超过四亿的点击量,音乐一响起,世界就陷入愚蠢的狂欢,这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预见不到的无聊。

激荡的2011分娩出的2012,与其说是宁静,倒不如说是把海啸强压成温吞暗涌的精疲力竭。疲惫的不只是连续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还有人们对宏大叙事的不关心,已经鲜有人再提起“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解答,可已经没人有兴趣回应。老百姓对公权力的兴趣,仅止于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八卦与猜谜,猜不到结局也猜不到过程,索性回家去看《后宫甄嬛传》。

记者满大街堵截着行色匆匆的路人,追问道:“你幸福么?”讽刺的是,就连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都说:“我不知道。” 

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幸福的人儿总是相似,唯有不幸能够区分出彼此。权力腐朽的根源,分解成各路幽灵:高税收、养老金补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计生政策、公共交通等等,它们日益刺目地穿行于人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路铺路无尸骸。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而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圣茹斯特,在1792年就早已慨叹过:“不幸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

民族主义下的蛋

2012年,是民族主义激化的一年。中国人板着面孔,大步行进,唱着爱国颂歌,手臂如铁锤在空中挥舞,呐喊着愤怒的话语。龙应台曾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如今,这话该重新问:“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今年我到北京某个小学讲课,无意中提到日本动漫,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忽然喊道:“抵制日货!”振臂一呼而全班云集响应,满教室的孩子都在高喊:“抵制日货!”“打倒小日本!”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有红色的标语,其中最醒目的就是“爱国”。

“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牙牙学语的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时常挂在嘴边,不假思索。细想起来,“爱国”只能说是一种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种主义?与之类似的语词应该是“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说,1848年之后,“政府”一词才特别地和民族的概念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族主义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它是百试不爽的创可贴,作为解决内政问题手段的延伸。2008年,北京奥运会把中国凝结成“荣誉的共同体”,四年之后,黄岩岛和钓鱼岛把中国凝结成了“仇恨的共同体”。

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中国黄岩岛泻湖内正常作业时,被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中方海监和渔政船前往解救时,引发中菲两国黄岩岛对峙。

相对于菲律宾国内的平静——他们似乎更关心LadyGaga在马尼拉的演唱会。中国人的一腔热血似乎显得有点尴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面对菲律宾,我们有足够手段》,文章义愤填膺地写道:“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环球时报》的标题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菲律宾内心希望中国揍它,中国愿满足其愿望》。

“黄岩岛事件”的无疾而终证明爱国青年只在乎过程,并不问结果。而他们尚未完全发泄的情绪,在五个月之后升级、爆发。

8月15日,香港14名保钓人士乘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其中7名登岛。9月10号,日本政府通过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的方针,一周之内,民众走上了街头。

北京的抗议井然有序地简直可疑,《纽约时报》写道:“几位身着印有保钓爱国字样的T恤的青年说,服装和示威的标语均由公司组织印刷发放。不少游行的民众领到了一条特制的擦汗毛巾,沿途有人免费发放矿泉水。一位头上系着‘保卫钓鱼岛’红条的中年男子用电动自行车拉来两竹筐苹果,在路边隔离带外分发给示威的人们。”

地方的抗议则失序地让人心寒,中国人堵了中国人的路,砸了中国人的车和商店。平日如冬天的蛇一样麻木贪睡的中国人,忽然在对同胞的战争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让人难忘的画面是在西安游行中,一个年轻人奋力砸车,并用U形锁砸穿了西安市民李建利的颅骨。砸人者,90后,平时也会发微薄感慨:“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让15-30岁的年龄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业者,也就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这应当给中国人以警醒。丧权辱国的近代史教育深植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内心,西方霸权、美国遏制、日本右翼是每一个中国成人脱口而出的敌人。当底层生活的不满不断积蓄,自身的屈辱与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叠加,便引发了连串的火山爆发,形成了难以控制的洪流。

“9·15”反日游行中时隐时现的毛泽东头像,暗示着权力游戏的博弈,野心家们不惧被自焚的危险,煽动着民意愤怒的火焰。几十年来,这戏码反复上演,我为鱼肉,谁是刀俎?

最年轻的一代

十五年前,罗大佑深情款款地唱道:“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回归十五年,无论是海风还是海潮,都无法保佑维多利亚港的平静。香港的愤怒从年初烧到年末,从将大陆孕妇称为“蝗虫”,到轰轰烈烈的反国民教育运动。

香港作家陈冠中写道:“香港过去的六十年中,处在一个不断加大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中,回归十多年,香港其中一个最纠缠的问题,依然可以用这句话来归结:‘香港往何处去?’”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香港往何处去,取决于中国大陆往何处去。台湾蔡英文把“用民主代替统一”的论调早已把球抛给了大陆,中央集权的年代已经过去,大陆早应该从无边天朝的帝国梦境中醒来,考虑如何改变自身。

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规定学校在三年内推进国民教育科。国民教育,由于让“学生加深了解国情,确立自己的国民身份”的目的,而被港人称为“洗脑教育”。

8月30日,三名90后的香港学生开始绝食,他们在绝食宣言中难脱稚气地引用了北岛的《宣言》:“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十天之内,绝食发展成十二万人到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游行。政府最终让步:取消三年限期,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开课。

这场不啻为奇迹的斗争,组织者是个15岁的少年黄之锋,他说:“纵是四面受敌,我仍会坚持我的信念。”
他的斗争精神让人生敬,斗争智慧更是让人汗颜。香港电影人岑建勋反思自己当年参加的抗议运动:“我当年做错一件事,就是当有官员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和他握手,结果第二天所有报纸头版都是官员跟我握手的样子。但黄之锋没有这样,他非常清醒,不单拒绝了握手,而且还后退一步跟梁振英鞠躬,谁敢说这个孩子没有礼貌?”

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不只一个。7月的大陆,四川什邡一栋建筑的墙壁上,写着几个粗体字:“为了什邡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事件的起因是市民担心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标语的照片传遍了互联网,接踵的是警民冲突血迹斑斑的照片。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没有激化,但也无法维系和恢复制度本身的尊严,反而加速了统治权威和社会规范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热血的正当性。事件以什邡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钼铜项目而告终。

《新约全书·以赛亚书》写道:“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询问、祈求、等待,等来的只能是一无所获和不断重复的命运。

90后登场,最年轻的、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默认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力,他们颠倒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这哪里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胜利?

回不去的故乡和无法落脚的城市

今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表示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的百年进程。

城市过快的碾压声音,压住了乡村的悲歌。乡村人口迅速的入侵,则掩盖了城市光鲜外表下的脆弱。

乡村的消逝是必然的。1989年之后,政府停止了对农村私营经济的支援,庞大的投入流入了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田地在逐渐荒芜,农村医疗如同鸡肋,学校教育溃不成军。

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让农民落脚城市。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道:“落脚城市流回乡村的金钱、知识以及受过教育的回归人口将促使乡下地区的出生率下降。”

“城乡差距”不是教科书上一个冷漠的语词,而是每个农民日日夜夜要面对的生活本身。乡村不是地狱和罗曼蒂克的田园牧歌,城市则是真实幻灭的乌托邦。

农村人来到城市,丧失的是世世代代的平静生活,换来的则是一代梦想的流失:一辈子没有买房的希望,甚至难有合法居住的权利。在困窘的城中村,永无力争上游的空间,承受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席卷的驱逐外来人口,扫荡棚户区的运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夜,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的毁灭。社会上层的同情是缺乏远见的,一如他们过去的长期麻木。

1789年,巴黎城内的人民过着富裕宁静的生活,而巴黎墙外的法国人,居住在类似城中村的地方,权益受限,收入微薄,最终导致了对巴士底狱的攻击,引发了蔓延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

——以上的例子给我们警醒,好的城市化该怎样做尚不得而知,但是坏的城市化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该预见到。当回不去故乡、也进不去城市的人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时的,而是会伴随他们一生,乃至他们的子女一生的命运时,谁会为他们点燃的怒火买单?

城市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糟糕的?7月末北京的一场大雨造成79人死亡,其中一人死在二环以内。生者早已失语,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之后,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十八大揭幕。2270名代表参加盛会。太阳早已照常升起不知道多少遍,明媚了代表们的车驶过的街道,再也看不见暴雨冲刷过的痕迹。

中国有无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终于在选手演唱的爱国歌曲中落幕,老百姓等到了大结局。无论这个结局他们是否喜欢,都必须接受新鲜出炉的冠军。

同样落下帷幕的,还有一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权力博弈大戏,这出戏囊括了港产警匪片的惊险、清宫戏的算计、莎翁剧的意外和国产电视剧的狗血,让观众吊足了胃口。并不是万人空巷,而是在街头巷尾传播着小道消息。

该如何评述这场大戏的结果?与其说是《绿野仙踪》里“叮咚,巫婆已死”的皆大欢喜,还不如用《红楼梦》的判词来总结:

“机关算尽太聪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每个人的命数都有了自己的落处,大屏幕上打出以一个雪白耀眼的“完”字,红幕再次拉开,新一班的演员亮相,下一出戏码该如何唱?中国是否还有好声音?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把反腐称作一场斗争。副总理李克强说,改革开放30年的红利已经用完,我们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民间对于改革的呼召则更是动之以情,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趁着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趁着你道歉有的人还会泪水涟涟,尽早切割历史问题另开张。”

没有人再去怀疑——历史正处于十字路口,就是现在。“改革”不再是领袖们在麦克风前铿锵有力的许诺,不是精英阶层关于“民主”“宪政”的争论,不再是意见领袖们声声唤不回的杜鹃啼血,而是洁净的环境,是安全的食物,是值得托付的童年,是老有所依的归宿。它是恢复井然的社会秩序,是恢复正常的人性与人心,是人们自愿自觉的克己复礼,是天下归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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