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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中國2012

 2012-12-24 19:5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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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快要結束,難道這就是末日到來之前的平靜?全球迎來大選年,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四個要經歷換屆,重置乾坤,世界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似乎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個問題,歷史處於節點,而生活在別處:韓國嘻哈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的MV成了歷史上最受歡迎的音樂視頻,在Youtube上有超過四億的點擊量,音樂一響起,世界就陷入愚蠢的狂歡,這是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也預見不到的無聊。

激盪的2011分娩出的2012,與其說是寧靜,倒不如說是把海嘯強壓成溫吞暗湧的精疲力竭。疲憊的不只是連續十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還有人們對宏大敘事的不關心,已經鮮有人再提起「大國崛起」和「中國模式」。「中國該往何處去?」的問題雖然還沒有得到解答,可已經沒人有興趣回應。老百姓對公權力的興趣,僅止於白頭宮女話玄宗的八卦與猜謎,猜不到結局也猜不到過程,索性回家去看《後宮甄嬛傳》。

記者滿大街堵截著行色匆匆的路人,追問道:「你幸福麼?」諷刺的是,就連剛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都說:「我不知道。」 

按照托爾斯泰的說法,幸福的人兒總是相似,唯有不幸能夠區分出彼此。權力腐朽的根源,分解成各路幽靈:高稅收、養老金補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計生政策、公共交通等等,它們日益刺目地穿行於人們每一天的生活中。殺人放火金腰帶,修路鋪路無屍骸。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而法國大革命的風雲人物聖茹斯特,在1792年就早已慨嘆過:「不幸的人民,是沒有祖國的。」

民族主義下的蛋

2012年,是民族主義激化的一年。中國人板著面孔,大步行進,唱著愛國頌歌,手臂如鐵錘在空中揮舞,吶喊著憤怒的話語。龍應臺曾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如今,這話該重新問:「中國人,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今年我到北京某個小學講課,無意中提到日本動漫,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忽然喊道:「抵制日貨!」振臂一呼而全班雲集響應,滿教室的孩子都在高喊:「抵制日貨!」「打倒小日本!」教室後面的黑板上有紅色的標語,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愛國」。

「愛國主義」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從牙牙學語的兒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時常掛在嘴邊,不假思索。細想起來,「愛國」只能說是一種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種主義?與之類似的語詞應該是「民族主義」。霍布斯鮑姆說,1848年之後,「政府」一詞才特別地和民族的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支配。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民族主義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它是百試不爽的創可貼,作為解決內政問題手段的延伸。2008年,北京奧運會把中國凝結成「榮譽的共同體」,四年之後,黃岩島和釣魚島把中國凝結成了「仇恨的共同體」。

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國漁船在中國黃岩島瀉湖內正常作業時,被一艘菲律賓軍艦干擾,中方海監和漁政船前往解救時,引發中菲兩國黃岩島對峙。

相對於菲律賓國內的平靜——他們似乎更關心LadyGaga在馬尼拉的演唱會。中國人的一腔熱血似乎顯得有點尷尬。《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面對菲律賓,我們有足夠手段》,文章義憤填膺地寫道:「仁至亦有義盡的時候,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環球時報》的標題更是讓人忍俊不禁——《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它,中國願滿足其願望》。

「黃岩島事件」的無疾而終證明愛國青年只在乎過程,並不問結果。而他們尚未完全發泄的情緒,在五個月之後升級、爆發。

8月15日,香港14名保釣人士乘船進入釣魚島海域,其中7名登島。9月10號,日本政府通過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的方針,一週之內,民眾走上了街頭。

北京的抗議井然有序地簡直可疑,《紐約時報》寫道:「幾位身著印有保釣愛國字樣的T恤的青年說,服裝和示威的標語均由公司組織印刷發放。不少遊行的民眾領到了一條特製的擦汗毛巾,沿途有人免費發放礦泉水。一位頭上繫著‘保衛釣魚島’紅條的中年男子用電動自行車拉來兩竹筐蘋果,在路邊隔離帶外分發給示威的人們。」

地方的抗議則失序地讓人心寒,中國人堵了中國人的路,砸了中國人的車和商店。平日如冬天的蛇一樣麻木貪睡的中國人,忽然在對同胞的戰爭中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讓人難忘的畫面是在西安遊行中,一個年輕人奮力砸車,並用U形鎖砸穿了西安市民李建利的顱骨。砸人者,90後,平時也會發微薄感慨:「悲摧的90後,90後的我們感覺到幸福了嗎?」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寫道,伊斯蘭社會的人口爆炸,讓15-30歲的年齡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業者,也就是造成不穩定、以及伊斯蘭內部和反對非穆斯林暴力活動的自然原因。——這應當給中國人以警醒。喪權辱國的近代史教育深植於每一個中國孩子的內心,西方霸權、美國遏制、日本右翼是每一個中國成人脫口而出的敵人。當底層生活的不滿不斷積蓄,自身的屈辱與想像中的民族屈辱疊加,便引發了連串的火山爆發,形成了難以控制的洪流。

「9·15」反日遊行中時隱時現的毛澤東頭像,暗示著權力遊戲的博弈,野心家們不懼被自焚的危險,煽動著民意憤怒的火焰。幾十年來,這戲碼反覆上演,我為魚肉,誰是刀俎?

最年輕的一代

十五年前,羅大佑深情款款地唱道:「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回歸十五年,無論是海風還是海潮,都無法保佑維多利亞港的平靜。香港的憤怒從年初燒到年末,從將大陸孕婦稱為「蝗蟲」,到轟轟烈烈的反國民教育運動。

香港作家陳冠中寫道:「香港過去的六十年中,處在一個不斷加大政治化的漫長過程中,回歸十多年,香港其中一個最糾纏的問題,依然可以用這句話來歸結:‘香港往何處去?’」

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回答,香港往何處去,取決於中國大陸往何處去。臺灣蔡英文把「用民主代替統一」的論調早已把球拋給了大陸,中央集權的年代已經過去,大陸早應該從無邊天朝的帝國夢境中醒來,考慮如何改變自身。

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規定學校在三年內推進國民教育科。國民教育,由於讓「學生加深瞭解國情,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的目的,而被港人稱為「洗腦教育」。

8月30日,三名90後的香港學生開始絕食,他們在絕食宣言中難脫稚氣地引用了北島的《宣言》:「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我沒有留下遺囑/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十天之內,絕食發展成十二萬人到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遊行。政府最終讓步:取消三年限期,由學校自主決定是否開課。

這場不啻為奇蹟的鬥爭,組織者是個15歲的少年黃之鋒,他說:「縱是四面受敵,我仍會堅持我的信念。」
他的鬥爭精神讓人生敬,鬥爭智慧更是讓人汗顏。香港電影人岑建勛反思自己當年參加的抗議運動:「我當年做錯一件事,就是當有官員來探望我的時候,我就和他握手,結果第二天所有報紙頭版都是官員跟我握手的樣子。但黃之鋒沒有這樣,他非常清醒,不單拒絕了握手,而且還後退一步跟梁振英鞠躬,誰敢說這個孩子沒有禮貌?」

說出皇帝並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不只一個。7月的大陸,四川什邡一棟建築的牆壁上,寫著幾個粗體字:「為了什邡人,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90後。」

事件的起因是市民擔心什邡鉬銅項目引發環境污染問題。標語的照片傳遍了網際網路,接踵的是警民衝突血跡斑斑的照片。公權力的暴力雖然沒有激化,但也無法維繫和恢復製度本身的尊嚴,反而加速了統治權威和社會規範的解體,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熱血的正當性。事件以什邡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鉬銅項目而告終。

《新約全書·以賽亞書》寫道:「有人從西珥呼問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說,早晨將至,黑夜依然,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詢問、祈求、等待,等來的只能是一無所獲和不斷重複的命運。

90後登場,最年輕的、網際網路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默認言論自由是基本權力,他們顛倒了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位置,這哪裡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勝利?

回不去的故鄉和無法落腳的城市

今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表示城鎮常住人口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率幾乎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國家的百年進程。

城市過快的碾壓聲音,壓住了鄉村的悲歌。鄉村人口迅速的入侵,則掩蓋了城市光鮮外表下的脆弱。

鄉村的消逝是必然的。1989年之後,政府停止了對農村私營經濟的支援,龐大的投入流入了國有企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田地在逐漸荒蕪,農村醫療如同雞肋,學校教育潰不成軍。

城鄉之間巨大的差異讓農民落腳城市。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寫道:「落腳城市流回鄉村的金錢、知識以及受過教育的回歸人口將促使鄉下地區的出生率下降。」

「城鄉差距」不是教科書上一個冷漠的語詞,而是每個農民日日夜夜要面對的生活本身。鄉村不是地獄和羅曼蒂克的田園牧歌,城市則是真實幻滅的烏托邦。

農村人來到城市,喪失的是世世代代的平靜生活,換來的則是一代夢想的流失:一輩子沒有買房的希望,甚至難有合法居住的權利。在困窘的城中村,永無力爭上游的空間,承受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席捲的驅逐外來人口,掃蕩棚戶區的運動。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中寫道,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前夜,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的毀滅。社會上層的同情是缺乏遠見的,一如他們過去的長期麻木。

1789年,巴黎城內的人民過著富裕寧靜的生活,而巴黎牆外的法國人,居住在類似城中村的地方,權益受限,收入微薄,最終導致了對巴士底獄的攻擊,引發了蔓延整個歐洲大陸上的革命。

——以上的例子給我們警醒,好的城市化該怎樣做尚不得而知,但是壞的城市化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我們該預見到。當回不去故鄉、也進不去城市的人們意識到,貧窮不是一時的,而是會伴隨他們一生,乃至他們的子女一生的命運時,誰會為他們點燃的怒火買單?

城市是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糟糕的?7月末北京的一場大雨造成79人死亡,其中一人死在二環以內。生者早已失語,讓死者向死者解釋發生了什麼。

幾個月之後,北京下了第一場雪,十八大揭幕。2270名代表參加盛會。太陽早已照常升起不知道多少遍,明媚了代表們的車駛過的街道,再也看不見暴雨沖刷過的痕跡。

中國有無好聲音

「中國好聲音」終於在選手演唱的愛國歌曲中落幕,老百姓等到了大結局。無論這個結局他們是否喜歡,都必須接受新鮮出爐的冠軍。

同樣落下帷幕的,還有一場持續了將近一年的權力博弈大戲,這齣戲囊括了港產警匪片的驚險、清宮戲的算計、莎翁劇的意外和國產電視劇的狗血,讓觀眾吊足了胃口。並不是萬人空巷,而是在街頭巷尾傳播著小道消息。

該如何評述這場大戲的結果?與其說是《綠野仙蹤》裡「叮咚,巫婆已死」的皆大歡喜,還不如用《紅樓夢》的判詞來總結:

「機關算盡太聰明,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呼啦啦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每個人的命數都有了自己的落處,大屏幕上打出以一個雪白耀眼的「完」字,紅幕再次拉開,新一班的演員亮相,下一齣戲碼該如何唱?中國是否還有好聲音?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把反腐稱作一場鬥爭。副總理李克強說,改革開放30年的紅利已經用完,我們只能往前走,沒有退路。

民間對於改革的呼召則更是動之以情,社會學家孫立平說:「趁著老百姓還殘存著一點對我們政府的信任和感情,趁著你道歉有的人還會淚水漣漣,盡早切割歷史問題另開張。」

沒有人再去懷疑——歷史正處於十字路口,就是現在。「改革」不再是領袖們在麥克風前鏗鏘有力的許諾,不是精英階層關於「民主」「憲政」的爭論,不再是意見領袖們聲聲喚不回的杜鵑啼血,而是潔淨的環境,是安全的食物,是值得托付的童年,是老有所依的歸宿。它是恢復井然的社會秩序,是恢復正常的人性與人心,是人們自願自覺的克己復禮,是天下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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