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政改要从言论自由开始

本周四（11月29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荷兰海牙的中国经济峰会上预测，由于中国的房产泡沫与隐性财政赤字，中国的经济危机几乎无法避免。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根本的解决出路在于要实施政改，而政改的首步应该是放开言论自由。但他认为，新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将使政改十分缓慢。

“言论自由是呼声最强的，而且可以得到很多赞成和鼓励，让人觉得这个政府不错，所以它的影响很广。”茅于轼补充说，放开言论自由，其实对执政党没有多大害处，影响最大是贪污分子，“共产党也不喜欢贪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存在”。

贫富分化涉及到特权经济

茅于轼介绍说，中国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一大政治问题。作为自由派经济大师，茅于轼也大方地承认，市场机制会造成贫富分化。但他指出，中国的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农民不能卖土地；但很多垄断行业（石油、银行、通讯、电力等国有企业）的工资特别高，利润大得吓死人，你进不去。民众的怨气很大。”

与会的荷兰华人企业家、著名博主李剑芒，引用中国官方数据说，中国超过半数人口为农村人口，但他们的收入仅为城市人口的1/3。同时，在急速老年化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的收入增长与社会其他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对称。

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解决中国贫富分化问题，首先是要“让机会平等”。“但这点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特权。高干子弟要白手起家很容易，可以向银行借到钱，可以向土地规划局要到土地……只要有关系就行了，这就是一个机会不平等。”

投资比重太高

茅于轼同时指出，在中国GDP分配中，投资的比重过大，造成结构性扭曲。中国2011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GDP的49%。茅于轼指出，其中很多并不是为了促进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拉动短期GDP指标。

投资比重过大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生产力过剩，但消费不足。2011年中国GDP收入分配的结构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4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0-80%）。其中，家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35%。另一个后果是市场上货币泛滥。李剑芒指出，货币泛滥也让许多富人感觉不安全，为了寻求对财产与未来的确定性，其中许多人有意向移民海外。他引用数据说，大约有300万中国人有移民海外的意向。

茅于轼分析说，造成GDP结果扭曲的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大。他指出，在1996年-2008年间，在中国财富分配上，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缩减了12%。这12%分别被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所占有。要改变，就必须进行政改。

李剑芒对此表示赞同。他补充说：“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原因是垄断，尤其是政治垄断。经济调节几乎已经穷途末路、无能为力了，要解决就必须政改。”

新领导作为较少

但茅于轼指出，中国政改的步伐将十分缓慢。他说，十八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没有统一的观点，每人都有各自的动机和愿望。同时，任何政改也都将受到利益集团（铁路、通信、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的抵制。

他说，新领导在接班后会进行“小改小革”，但“最根本的是中国要变成一个法制的、人权的、民主的社会，这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