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和纳粹都好斗。既然要斗，就得先有仇恨，否则，哪来斗争的激情呢？因此，抹黑对手，煽动和灌输仇恨，就成了他们格外起劲的一件大事。 ——题记
1936年圣诞节，许多德国儿童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圣诞礼物——一本名为《不要相信绿草丛中的狐狸和发誓的犹太人》的书。这本书是德国出版商朱力斯?施特莱舍尔发行的。两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儿童读物《有毒的蘑菇》。两本书共发行了几十万册。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丑化犹太人，警告孩子们与犹太人交往的危险。
《有毒的蘑菇》讲述的是，有位女孩的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一起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一位当年读过这本书的德国女子曾回忆说，那时，作为孩子的她一直在想：“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
为了从小就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种下仇恨犹太人的种子，纳粹分子们当年出版了许多像《不要相信绿草丛中的狐狸和发誓的犹太人》、《有毒的蘑菇》这样的反犹读物。
当然，这种仇恨宣传并不仅限于图书，方式有许多种。它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儿童，而是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
为了给种族屠杀和灭绝制造借口，希特勒率先煽动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在《我的奋斗》中，他把世界上的各种人种明确划分为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承袭者和文明的破坏者三大类，鼓吹雅利安一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是劣等种族和文明的破坏者，应该被淘汰和灭绝。他宣称，人类文明的衰亡，不是因为经济或物质的原因，而是统治民族的血液受到玷污的结果。雅利安人的血液遭到了劣等民族的玷污，因此逐渐丧失了统治地位，而导致雅利安人血液遭到玷污的罪魁祸首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最邪恶卑劣的民族，是所有罪恶的化身。他们的目的是统治全世界，并通过污染雅利安人的血液来达到目的。为了恢复雅利安人的统治种族地位，首先需要将所有日耳曼人都统一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犹太人的威胁。
宣传部长戈培尔更是反犹宣传的主要操盘手，他不仅指挥新闻媒体起劲反犹，还亲自动手写文章，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
1941年11月16日，戈培尔在《帝国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犹太人是有罪的》一文，连篇累牍地恶毒攻击和诅咒犹太人。他造谣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否寄生在波兰犹太人区，或是在柏林或汉堡，或是在纽约和华盛顿。所有因出生和种族而成为犹太人的人，都是反对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打败我们消灭我们，并且正在倾其全力这样做。”“往往当我们采取反对犹太人的措施时，英国或美国的报纸第二天就会报道。即使在今天，犹太人仍在与我们国外的敌人秘密联系，不仅在自己的事业上如此利用，在帝国的所有军事方面也是这样。敌人就在我们中间。
戈培尔还在文中叫嚣道，“犹太人必须从德国社会中删除，因为他们在危及我们的民族团结。”“如果他们能，他们会驱使一个接一个国家投入战争来反对我们。谁在意他们的困难，谁就是只想强迫世界来接受他们血腥的经济控制。犹太人是一个寄生的种族，他们像细菌一样侵犯着我们健康的文化而无视于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有效的措施：斩断他们!”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戈培尔特别强调说：“因此，我们必须要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犹太人要毁灭我们。他们开始这场战争，并指挥它。他们想破坏我们的人民和德意志帝国。这个计划必须被阻止。
2。犹太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每个犹太人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他们胆怯和狡猾，而不是因为他爱我们。
3。犹太人责怪每个参战的德国士兵，用他们的所谓良知来衡量士兵。犹太人必须付出代价。
4。如果有谁戴着犹太星章，他就是人民的敌人。任何人跟他们交易，就和一个犹太人一样，必须对他相应地惩罚，得到全国人民的蔑视，因为他是一个代表敌人的懦夫。
5。犹太人受到我们敌人的保护。这就是我们需要显示的证据，说明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有害。
6。犹太人是我们当中的敌人的代理人。站在他们一边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
7。犹太人无权要求与我们平等。如果他们想就在街头，商店或公共场合说话，不要理会他们。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在社会上发出声音的权利。
8。如果犹太人打动你的情感，是因为他们希望你的健忘。让我们看穿他们，蔑视他们，阻止他们。
9。当我们赢了，一个像样的敌人将值得我们大度待之。但犹太人不是一个像样的敌人，尽管他力图显得这样。
10。犹太人要对战争负责。他们从我们得到的不是不公正。他们活该得到这一切。”
在第三帝国，类似这种充满仇恨的言论笼罩了整个社会，弥漫在各个空间。试想，生活在这种精神氛围中的人，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不对犹太人恨之入骨呢？！于是，当他们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自然也就感觉不到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与纳粹党相比，共产党在煽动和灌输仇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祖宗马克思是共产党家族中最早进行仇恨宣传的第一人。
翻开他的著作，里面充斥着对私有财产、对有钱人、对商品交换、对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观念的深仇大恨。在马克思看来，千百年来无数民众私人拥有财产都是有罪的。他的剩余价值论一笔抹杀了资本家管理、谋划市场的功劳，抹杀了资本本身的功劳，把一切价值都归于工人的劳动，由此认定资本家是“吸血鬼、毒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把子虚乌有的剥削强加在作为决策劳动者的资本家的头上，并以此为据把他们诬蔑为“剥夺者”阶级，然后再去鼓动无产者阶级去剥夺资本家。
马克思的子孙们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这种仇恨宣传的传统。
就说中共吧，造反时它首先煽动的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阶级仇恨。
拿地主来说，中国农村原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但中共为了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却硬说地主是靠农民的血汗养活的，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是被剥削阶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关系。农民要过上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起来跟地主斗，把他们的财产抢过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中共当权后，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编造各种谎言，想方设法把“阶级敌人”妖魔化，煽动和灌输阶级仇恨。《红色娘子军》《半夜鸡叫》《收租院》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进行仇恨宣传的经典之作。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收租院》的影响比《红色娘子军》更大。
１９６５年初，在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民国时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水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中央电视台以此为蓝本，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该片放映后产生了轰动效应，解说词还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甚至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悲愤的眼泪。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５０００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时至今日，一提起刘文彩，有人还会涌起满腔的仇恨。
然而，这样一个当年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蓄意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据《刘文彩真相》一书披露，《收租院》刘家豪宅里的那些酷刑用具，如水牢、老虎凳、辣椒水……完全都是当年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编造出的虚构作品。真实的刘文彩根本不是恶霸，而是对当地教育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
几十年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的仇恨宣传也在不断变换和增添内容。继“地富反坏”之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集团”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相继成了新一轮仇恨宣传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共自身已成为最邪恶、腐败和堕落的“有产阶级”，此时再继续煽动和灌输阶级仇恨无疑等于鼓动民众起来推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把仇恨的方向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形形色色的持异见者、民族分裂分子、邪教分子和所谓的“国外反华势力”等等。但不管具体方向怎么变，不断抹黑对手，煽动和灌输仇恨这一点却始终没变，也不会变！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夺权时，它要跟掌权者斗；掌权后，它又要跟不满和反对它统治的人斗。总之，要跟形形色色的敌人斗。纳粹也一样，只不过斗争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既然要斗，当然就得先有仇恨，否则，哪来的斗争激情呢？因此，抹黑对手，煽动和灌输仇恨，就成了他们格外起劲的一件大事。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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