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造反组织的兴衰

一开始的时候，从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红卫兵”，这基本上是官办的，他们的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做靠山，他们斗争的对象、斗争的范围、斗争的策略、斗争的方式方法都是由“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亲手制定、掌握的，由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样的人授意、指使的。不然，贺老总牛B烘烘的大元帅、刘少奇贵为国家之尊，这样的人物没有要紧的实权派授意，没有顶级决策人物的首肯，红卫兵有几个脑袋敢抓他、斗他、整死他？

安徽省于1966年8月27日发生了以合肥工业大学红卫兵为主体的夺权事件，于是就诞生了“8.27革命造反司令总部”这样的组织（本人在农校加入的“8.27革命造反兵团”是其下属分支）。这样的组织同样也有暗箱操作。一夕之间，把省委砸烂，抓了省委书记李葆华与省长黄岩，把他们关到铁笼子里。如果没有来自中央的后台支持，谁有这大的胆量？

类似以上的造反组织是最有实力、最吃得开的文革势力，成员数百、数千不等，他们的行动一般都会遵从中央文革指导的“大方向”。他们不会折磨所谓的“牛、鬼、蛇、神”，他们的整治对象一般都是高级身份的党、政干部。

1966年岁末到1967年春，上海夺权与“上海公社”的成立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各地大、中城市千百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纷纷鼎立。

民间开始出现自发的没有与上面“红线”挂钩的小型造反组织，都是由“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形势的工人、农民、教师、机关群众、商业服务人员成立的。“红工兵”、“红农兵”、“红色教工”、“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照相的、剃头的、摆小摊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不一而足。

在我们淮南市，较大的造反组织有“红总”、“红司”、“红工兵”、“淮南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残废的退伍兵张家祥，成立了“23省红卫军”，自封总司令。中央没有丧失警惕，说过不允许成立跨省组织，因此被宣布取缔。有人还成立了“红色恐怖大军”，因为这名字太露骨，没过多久也遭取缔。以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学校、机关、社会团体为主体，几百人、几十人，甚至只有几个人的“司令部”、“战斗队”比比皆是。一次全市造反派组织大游行，有一个叫李庆云的人，打了一杆“太阳升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旗帜下一个兵都没有，成为市民的一桩笑谈,说他是十足“光杆司令”。

在基层群众之中成立造反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领头人必须有威信。
二.领头人必须有个人势力。
三.领头人必须能耐高强。
四.领头人必须平时人缘好，朋友多，受拥戴，能够一呼百应。

当然，还得出身好，有一定身份，没有政治污点和人格污点。人格低下，行为不端，被人瞧不起，或者坑蒙拐骗，弄虚作假，说大话，吹牛皮，被人不信任，那是绝对没有人投靠麾下的。

李庆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拉拢了几个十多岁的顽童做部下，出去帖大字报，帮他往墙上刷浆糊，淮南煤矿机械厂有人当场嘲笑他是“儿童团长”。

造反组织都有“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宣言，开始的行动一是收拾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派”，贴他们的大字报，搞“血泪控诉”，开批斗会、游街示众。同时也批斗“地、富、反、坏、右”折磨“牛、鬼、蛇、神”。

“全面夺权”以后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权力，于是乎造反派内部纷争起来。

1967年春、夏之季，全国的造反组织开始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淮南市受到影响，全市造反派分成了“支持派”、“炮轰派”两个阵营。市里实行军事管制，行政之事一出，“支持派”一概表示大力支持，“炮轰派”则一概表示坚决反对，弄得市无宁日，无所适从。“支持派”与“炮轰派”开始是用大字报相互攻讦、谩骂、侮辱，继而寻找目标揍人，逮住对方就打。拳脚相加不解恨，用弹弓、棍棒，渐而亮出了大刀长矛。军队暗中介入以后，造反派们突然有了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

有的造反组织自此升级为武斗组织。当时在淮南市，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有“市贫司”、“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张家祥也乘机再起，仍然自封司令，杀人放火。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埋设地雷，放上武装岗哨。

大家开始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李郢子一家食堂吃饭，后一桌坐了一个武斗组织的头目，被人认出，暗暗叫来敌对一方，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那时都用“达姆弹”，打得那个武斗组织的头目血肉飞溅。

整个一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

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去了。我那时年龄尚小，因被人逼迫临时投靠一位参加武斗组织的门邻大哥。每次身临战场，门邻大哥只是叫我手拄长枪充个数，站得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冲锋陷阵，怎样杀人，或是悲壮地被敌方打死。

确实是“天下大乱”，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否则将国破政亡。是年秋天，毛发出了“大联合”的号召，说大家在他的领导下“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然而，欲罢不能，武斗依然如火如荼。于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禁止武斗的文件，通知武斗组织必须解散，武斗人员立即缴枪。林副统帅命令军队立即介入，开始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采取强制行动。

于是乎，武器上缴了，武斗组织解体了。那些曾经挎着“盒子炮”，带着“警卫员”，招摇过市，耀武扬威，叫谁死谁就得死的造反派草头王们，恢复了平头老百姓的身份，又得做工挣钱去了。每当与人争执，气有不顺的时候，他们还会恶狠狠地冲人家咆哮：“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杀你全家！”

然而，杀人是犯法的，是要“还账”的。过了一、两个月，当地驻军开始秘密逮捕杀过人的造反派头头，张家祥首屈一个。又过了一阵子，这些人都被判处了死刑，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枪毙。

到了1968年初，造反组织(包括"红卫兵")再无踪迹。替之而起的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总揽生杀大权，开始“清理阶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