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民众说起江泽民,都是说他除了拍马溜须、治国无方、放纵贪官和好色无能,基本没有什么能力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了他的所做所为,认真的分析,才会惊奇的发现:他是真正的大阴谋家。
当年镇压学生的“六四”元凶邓小平,一双老眼,难道会看错,去选择一个“泛泛之辈”,这可能吗?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极权社会——共产独裁。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有过多少独裁的政权,都没有它的邪恶。特别是中共,阴险和狡诈,是其他共产党望尘莫及的。
因为中共从本质上来说,是邪恶的,反人类的,反社会的,所以被正常和理性的民众所排斥和厌恶。也正因此,它崇尚斗争哲学,制造矛盾、分裂、混乱,散布谎言,挑起斗争,从中渔翁得利,骗取民众信任以至于夺得政权。
中共的领导人一般都深谙此道,江泽民是继承了这个“衣钵”,就是“得了真传”。如果还有点良知和良心的领导人,往往在关键时刻落下马来,比如赵紫阳、朱熔基等,原因是邪劲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强。
当年八九年“六四”时,官员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请愿,要求打倒腐败,铲除“官倒”,直接影响了中共的统治。中共的领导人们应该怎么办?他们有决心铲除腐败,有能力铲除腐败吗?
我们必须剖析一下中共的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共的统治是极权社会,高度的集权,必然带来高度的腐败,不腐败那得先把极权体制解体了;中共吸引那些阴谋家、野心家的“核心利益”就是特权和腐败,没有了这些,是没有人会给中共卖命的。说白了,没有了这些,就没有中共的统治。其实早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书中就指出,独裁需要的不是美德,不是荣誉,而是暴力。
不能治理腐败,那也得收买民心,最起码也得威吓民众,依靠暴力,从而获得稳定。中共有两个办法,一是制造“敌人”,打击“敌人”,制造恐怖气氛,转移民众的视线,借机给民众洗脑,吹捧自己的“丰功伟绩”。中共的历次运动的“敌人”--地主、富农、资本家、其他信仰异见者等等,都是他们有意制造的,故意挑起斗争。对外则有“帝国主义”、“西方反华势力”和“西方反对势力”等等。二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它内部要进行“路线斗争”,制造“内部敌人”,断臂求生,失败者成为“罪人”,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一九八九时,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党性”不够,同情学生,不愿意血腥镇压学生,定为“路线错误”,也就是成了“罪人”。这次镇压,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展示,制造了恐怖气氛,而对于学生强烈要求的腐败和特权置之不理。
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经济体制有一点程度的改良,经济比以前活跃起来,腐败和特权也进一步的严重了。特别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大,造成了农民和中共的关系极度紧张。当时的朱熔基放出豪言“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足以证明当时的腐败之烈。在这种情况下,是及其有可能出现类似“六四”的事件,深得“马列毛”真传、“三个代表”发明人江泽民要效法他的前辈,主动出击,制造敌人,展示暴力,制造恐怖,借机洗脑,转移民众视线,强力维稳。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群呢?
在这个时候,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劝导民众向善,功法祛病健身效果神奇,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拥护,修炼者遍布全国和世界。江泽民在妒忌李先生的威望的同时,觉的镇压法轮功,实在是一箭双雕之计。
有人会问:“为什么去镇压有个对民众、对社会有益的好功法呢?”答案很简单:中共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怎么会在乎对社会和民众造成伤害呢?它就是要维护邪恶统治。
不过这一决定并没有立马得到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拥护,因为这个决定太离谱,“党性”太强了。所以说邓小平的眼光还真“毒”。
从这个角度上看,江泽民决定镇压的举动对邪恶的中共和腐败的官吏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从此腐败和特权进入了“黄金期”。
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和他也因此而暴露了其真实的面目,中共也没有了改良的余地,只有解体一途了。
时至今日,气息奄奄的他还躲在幕后企图左右大陆政局,真不亏为真正的大阴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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