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叹：我关心国家 国家关心我吗？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曾经就新三届进行过讨论，称我们为“被耽搁的一代”、“被毁掉的一代”，理由是这一代人没有真正地读过几年书，不像老三届那样有文化、有正气、有上进心和责任感。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步入学校，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学校一度停课，后来复了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很好地学知识。运动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什么“一打三反”，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潮流”等等，等等。我们要参加大批判，还要军训，还要学工学农，一直到毕业，几乎“泡”在运动里。后来，就开始上山下乡，还有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上高中，初中毕业就下乡了。在农村几年里，既要参加体力劳动，还要参加大批判，更多的是忧虑着前途，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学习。恢复高考时，老三届中考上大学的不计其数，我们新三届中考上大学的则凤毛麟角。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知青返城风起云涌，我们也随着潮流般的返城大军相继回城。那时，大多数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接着结婚，生儿育女。这就是我们悲壮的青春之旅。

没经历过这个悲壮的青春之旅的人怎么能够理解呢！

这的确是悲剧性的一代人。

但是，没有人去追究是谁造成了这一代人的悲剧。仅仅一句“‘林彪、四人帮’耽搁的一代”就能洗脱我们的悲剧吗？

问题是这一代的悲剧此后还在延续。

返城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当了工人，普普通通的工人。记得我们那个知青点的知青返城后，几乎都是在服务行业工作，有商场的售货员，有公交车的售票员，有铁道上的维修工，有印刷厂工人……那个时候，百废俱兴，“五大员”职业很光荣。我们曾为我们的职业感到自豪过。歌颂平平凡凡岗位、普普通通人的文章屡见报端、歌舞屡屡登台。我记得有几个在商场做服务员的，就自我感觉很好。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很紧缺，照相机也不好买，在商场工作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搞到一些紧俏商品，他们自然有几分得意，几分满足。有人经常要找他们“走后门”。在工厂里当工人的也有一种自豪感。我记得聚会时，有的人就穿着佩戴工厂标志的工作服装，一副神采飞扬、神气活现的样子。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由于年龄的关系，很多人返城不久就开始考虑婚姻大事，顾不得学习。而且对知识的崇拜也没达到后来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有很多人通过不同途径继续学习深造，而更多的是随波逐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新三届中的很多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当科学文化知识被提到兴国兴邦的重要地位，那种压力尤其巨大。再后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破三铁”、企业改制……开始有人下岗，恰恰这个时候，我们人到中年，是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前不久，有位一起下乡的朋友到北京来，谈到上山下乡的同伴，不是这个下岗了，就是那个失业了，有的成天打牌，有的喝起酒来不要命，有的甚至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让人觉得他们似乎对生活已经感到深深的绝望。仿佛无论个人如何挣扎，最终还是在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力量面前屈服了，最终放弃。我听到这些，心里总会有几分不安。各种各样的运动让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没办法拥有一张安稳的课桌；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又把我们的青春梦想永远留在了农村……当我们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因为没有安安稳稳读过书而找不到好工作，如今人到中年，又下岗了……

想想这一天又一天的日子，猛然发现人到中年，天过午。时代的悲哀、生活的重担一个接一个地压在肩膀上，那原本就饱经风雨的生命也开始渐渐不支。我们经历过时代光辉也好，苦涩、悲哀也罢，好像与我们都不是那样休戚相关。父母年事已高，常要看病、住院，现在又没有了公费医疗，这笔开销着实不小。有的孩子也该上大学了，一年上万的学费还不知道从哪儿出？有的人孩子大学毕业了，找工作十分困难。自己也不知道哪天会倒下，即使渐渐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有了病也得死扛着……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悲哀与无奈，尽管我们从未放弃过希望，可希望一直在离指尖不远、却够不到的地方。

也许我当年的那些同伴们在某个地方借酒消愁、大声喧哗，甚至于呕吐的时候，会被人瞧不起；也许我当年的那些同伴去商场或菜市场因为一件小事，甚至于为几角钱唾沫四溅地与他人争吵的时候，会被^嘲弄；也许我当年的那些同伴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看书的时候，读了错别字，让子女嘲讽……我相信，那个时刻他们的心在滴血，在哭泣，在呐喊，在发问：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最近，我常常想起一个特殊的日子，想起那个日子的夜晚，想起当年我们那个知青点发生的一幕：

我们那个知青点坐落在徐州东部约30公里的黄河故道上，一片有着几千亩地的果园。我们与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不同的是，不是靠挣工分吃饭，而是拿工资，当然，工资很低，第一年每月15元。知青有食堂，“在一个锅里抹勺子”。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青春亮丽的女知青不用化妆品，也很少买衣服，工资能够维持生活；而大多数男知青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如果抽烟，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因而，不少男知青要靠家里接济。

当时正处在“文革”末期，所有人的命运都在风雨飘摇的动乱中显得晦暗不明，我们知青点也渐渐人心躁动起来，有人打牌喝酒，也有人偷鸡摸狗。看上去，这是一群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人。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到今天还时时触动我的心。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去世了。那天早晨正赶上我到当地的公社参加学习班，在公社里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很震惊，也很难过。因为我们那个知青点的广播有时不好用，我怕知青点的“插友”们听不到这个消息，于是吃了晚饭就往回赶。十几里的路程，比平时快了很多。一路上，我反复在想，我的那些“插友”们此刻会在做什么，对周恩来总理的去世会不会关心？我推开宿舍门的一刹那，眼前一片烟雾弥漫，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弥漫的烟雾中挤了十几个人，有的在低着头大口大口地抽烟，就连平时不抽烟、闻到烟味就皱眉头的也在抽。有的正与人高声争论，甚至已经有人开始骂娘，而这人声鼎沸的焦点是：这个时候没有了周总理，国家的前途该怎么办，民族的命运该何去何从……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也激动了起来，我们仍然热爱着这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我们的心仍然是同国家与民族紧紧相连的。

看到我回来了，大家一下子呼啦啦地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公社里的情况，打听还有什么事发生，打听上级有没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我们就这样整个晚上都在讨论着。夜深人散之后，同宿舍的大韩、小韩、小平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个人的命运无论何时都是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会自发地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发动，大家不约而同戴起了黑纱、白花……

记不清是在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前还是追悼会后的一天午后，两个喝醉了酒的“插友”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争执。一个说：“你一点不关心国家大事，对得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吗？”

另一个万分感慨地说：“我关心国家，国家关心我吗？”

我们听了无不感到痛苦。

那时，我们还没有机会看到老舍先生的伟大作品，若干年后，我看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其中就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爱大清国，大清国爱我吗？”这种相似，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不久前曾经见到一个下岗后终日牢骚满腹、以酒消愁的“插友”。那天，他又喝得大醉，一路上连吵带唱没有消停。但当我送他到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安静了下来，悄悄地对我说：“我……我儿子明年就……就高考啦，咱俩进去的时候可得小点声。”我听了心中忽然一颤，其实，在他悲观的心里，还有着这样的希望啊！我问他：“你儿子学习怎样，考大学应该没问题的吧？”他眼睛红红地说：“成绩还算……还算不错，可我现在这种状况，将来可怎么供啊！”说着，竟哽咽起来。

我默然，同时也心痛。

“我打算出去打工了！”他犹豫一会儿，对我说。

没等我回答，他叹息一声，又说：“不管别人管不管我们，我们也得活啊！”

这就是我们新三届。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些苦难的人，无法知道我们这一辈的挣扎，也无法感受我们内心在现实与逃避之间拉扯的痛苦。我们这些同共和国一起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这一代人，当年，放弃了学习，登上“斗、批、改”的舞台的时候，还不懂得真理的谬误；当年，带着火热的青春上山下乡奔赴边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建设中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怨悔；如今，人到中年，下岗、再就业，仍然默默承受。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我们也许会彷徨，也许会逃避，但我们仍然在以各种方式生活着、奋斗着，尽着做儿女的责任、做父母的责任、做公民的责任。

祖国，我们多么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世世代代再也不会发出“我关心国家，国家关心我吗”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