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类观点归纳为这么几句话：中国过去出现了不少滥用兴奋剂的事件，但近些年来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地改善。自2000年以来，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被查出兴奋剂的次数越来越来少了；这说明了中国体育界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运动员的金牌的“含金量”也高了。
首先，我承认确实有进步，至少从结果来看。但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体育界的相关各方在职业道德和操守方面有所进步了，也可能同时有另外一个原因。而且我看来，这个”另外的原因“恐怕不是“可能不能排除”，而是“肯定不能排除”。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中国的体育机制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进行个非常简单的比较。实际上”举国体制“及相关问题在80年代就被中国一些思想上的先行者讨论过，时至今日，相关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我今天在这里主要只是对比中国的体育机制中某一两个机构以说明我的观点。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什么”举国机制“和金牌至上的原则。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体育当局“（现在中国为国家体育总局）。各国的奥委会及专业运动协会也并不受本国政府领导（至少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如此）；运动员可能是国家的财富但肯定不是国家的财产！而更重要是这些国家的反兴奋剂机构是独立于本国政府、及政府控制下的奥委会及各种体育协会之外的，也不可能和运动员，教练员合谋作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出现过”集体作弊“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柏林墙倒了之后，前东德、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曾经盛行的”体系性作弊“现象迅速消失的原因。
我们反过来看williamhill官网 的情况。大家可能没想过的是：中国的奥委会、各种专业运动协会从理论上和法律上就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当然，党国对国外不会这么说）。不理解的人去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尤其是宪法的前言；还有中国共产党党章。至于其他的一些政策、法规那就举不胜举了。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啥要看党章呢？ 嗯，你觉得中国体育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里面，有几个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谁知道有不少人不是，请不吝赐教！如果没有有力的反证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再思考一下，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不受中国共产党及政府领导？！我个人甚至觉得他们都可能是属于公务员或类似的编制！如果我猜错了，请有识者纠正。
我们再想一想，什么叫“举国机制”？请注意，这个“举国机制”的概念不是民众的假设、猜想、归纳、演绎或推理；它是中国体育当局明确了的“原则”，而且刚刚又强调过未来会坚持走这条道路。那么，请问那个什么中国“反兴奋剂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不在这个“举国”的范围内？
看到这里，我想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我前面说的“另一种可能”是什么了。是的，这就是我要说：在“举国体制”和“金牌之上”的大旗下（当然还有宪法和党章），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已经无法令人信服的保证自己不会和准备作弊的人站在同一立场了。
我知道理论上的假设太苍白，所以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体育界的“兴奋剂斗争史”。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体育当局在95年以前基本上和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而从那以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他们“翻然醒悟”，改变了“工作策略”，大大“加强”了和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合作”。随之而来的是两个现象：一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上“作弊”而被当场抓住的情况大幅度下降，甚至消失了。另一个是每逢世界大赛，如奥运会，之前，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都会去国际反兴奋剂机构那里去进行“学习和交流”。然后带着最先进的检测方法（通常也是将在大赛上运用的方法）回国对中国的参赛运动员（注意：通常不包括无参赛资格的运动员）进行参赛前的检测。检测不合格的运动员最后不会去国外参赛，但也不见得会被处以禁赛处罚。这些运动员不去参赛是“主动退赛”，“被迫退赛”（被谁迫的），”被禁止参加本次大赛“还是”被禁赛了若干年“？大多数时候我们无法从官方得到答案。
这里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还是著名的马家军。我前面说过他们因最后时刻药检不过关没参加2000雅典奥运会。这里插一句：有趣的是7名运动员中有一人过关了，但也没让去奥运会。这说明什么？对我来说，这显然说明体育当局肯定马家军是集体服药的，而此人的过关是个意外而已。言归正传，马家军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禁赛处罚，当局也没有公布他们退赛的原因，马俊仁仍然在执教。所以在人们突然发现世界田坛的巨无霸，中国马家军，突然消失在奥运会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谣言“和”小道消息“开始满天飞了。最后我们大家还是若干年后（2009年），在袁伟民的自传里一段话中找到了比较确切的证据。于是中国人民悲哀地再次发现：“开始的传言最后都成为事实”（此为本次奥运会喀麦隆代表团团长之语）。
另外，在2000年奥运会后，马俊仁及其弟子仍然在参加各种比赛；只不过因为她们/他们在变得“干净”的同时，成绩也一落千丈，有时甚至不能在国内比赛中取胜；于是曾经创造了世界田径史上著名的“马俊仁”时代的他/她们就这样迅速地消失在历史中。最后再说一遍：现在的马俊仁，无论从哪个方面（物质上、精神上或是政治待遇上）来说，都和“身败名裂”这个词没有一点关系！
第二个是个新鲜例子。在本次奥运会之前，中国游泳女队的头牌“后起之秀”不是叶诗文而是李思哲。李出了什么问题而没有来参加奥运会大家现在基本都知道了。不过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体育当局公布对李的任何禁赛处罚。仔细想想，我们甚至发现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的事实，实际上也属于“传言”。我们坚信自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是因为外媒的报道和一些网文，而中国体育当局及中国媒体并未“辟谣”。我个人认为李之所以现在还未被处罚是因为她是“希望之星”，将来还可以东山再起为中国赢得“荣誉”。我们跟应该问问自己，还有多少李思哲这样的事情被掩盖的悄无声息？！
嗯，这两个例子从时间来看，是从我们“进步”的开始到现在。
让我们再和一些没有举国体制和金牌至上的国家比较一下。首先，我没听说过欧美国家有这种大赛前检测的”习惯“，更没听说只查将参赛的运动员的；没听说过被查出来的运动员不受禁赛(包括短期、长期和终身）处罚的，也没听说过运动员”神秘退赛“而不说明原因的。所以，如果仔细思考一下的话，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中国这种大赛前的检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检测是为了”把关“。但”把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打击滥用兴奋剂作弊的行为和纯洁体育运动？还是只是为了保证没有中国运动员因为使用兴奋剂而在大赛上被抓住？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检测会不会反过来对作弊行为起指导作用？！我们不知道真相，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在近期内也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我们有权利怀疑，因为知道真相并掌握传媒的人没打算告诉我们。
这种怀疑和忧虑由来已久，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对中国的体育成就，尤其是奥运金牌，产生了一种复杂甚至是分裂的情感。最后这种分裂或者冲突的情感造成了一种痛苦。例如，2000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时，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我就知道中国国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因为你已经被代表了）。而让我痛苦的是最后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对的。汶川地震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并不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才出现的，但显然因为有奥运会，人民承受了更大的痛苦。
我知道我们大概会在2008年奥运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有着主场优势，这包括各个方面。我知道在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自己也会热泪盈眶；但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那面旗帜实际上与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没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宣言及标志（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五星红旗的官方诠释，你就会明白了）。我知道我会为那些中华体育健儿骄傲与自豪，但同时我也知道那些金光闪闪的金牌后面有着运动员们令人难以想象的血泪。更让人痛苦的是，我知道一些奖牌后面还隐藏着我们”不忍言“的肮脏与卑劣！而对执政者来说，人民对着那面旗帜的激动就是他们巨大的成功。我承认，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是对的；虽然从东欧的历史来看，我怀疑现在的这种”成功“对最后的结果能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目前这种“成功”正在继续。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已经取得了除本土之外的历史最好成绩。这肯定会被拿来作为举国体制和金牌至上主义的正确性的有力证据；虽然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二者对中国体育运动乃至中国社会的戕害。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情感分裂的痛苦还要持续多久，但我希望并相信不会太久了。李世民有句中国人都知道的名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我们从前苏联和前东欧的体育史中也可以发现：在柏林墙倒了后，举国体制和金牌至上主义也很快消失；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与社会没有了这么做的动机与经济基础后，那个举国体制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好日子也能早日到来；那时，举国体制、金牌至上和我们情感分裂的痛苦都将随风而逝。虽然我也知道，和前苏联及东欧相比，现在的党国更需要这些“成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经历把“资本论”和无论哪种“社会主义理论”割裂开来所带来的痛苦及对国民信仰的冲击。
天上不会掉馅饼，美好的未来不会自己走到我们面前来。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吗？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并进而了解其产生的原因；而这就要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多了解甚至挖掘历史，有些甚至是非常近的“历史”。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社会正在努力抛弃或选择性遗忘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历史，而同时利用甚至加工一些自己喜欢的历史。在这种时候，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因为我们不但可以从历史的真相中找到对现实问题的答案，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看清未来。
谨以此与朋友们共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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