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青年一代告别毛延安讲话(图)

大多数中青年学子已抛弃延安逻辑，走在告别毛氏讲话的大道上。左一为毛泽东（资料图片/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会议资料显示，大多数中青年学子的“阶级立场”已根本逆变，虽然还在“绕着说”，但可看出明确的价值倾向，已抛弃延安逻辑，走在告别毛氏讲话的大道上。

上期报导后，近阅该会资料，感觉有“续貂”之必要。因为还有许多资料显示新一代大陆学人不仅全无延安赤色热情，而且一个个在撬挖延安逻辑。毛氏《讲话》金光褪尽、神圣不再，那些耳熟能详的《讲话》名言均遭商榷。

王培元感触“政治要为文艺服务”

与会者各赠一册《延安文艺论丛》、《论文集》（两厚册）。《论文集》扉页“编辑说明”：“文责自负，观点属于作者本人，并不代表会议主办方立场。”仅此一行“说明”，便触知潜纳宝藏。此类会议，几十年大多开成老干部的“俱乐部”，发言多为政治表态。这回延安文艺研究圈首次大聚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聚集。青壮新人众多出席，“代际差异”，左激之力，雄风不再矣！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记述去年在台湾开的世界华文研讨会，马英九致词，提出口号“政治要为文艺服务”。王培元写道：“把过去和眼下的情形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实在让人感慨万千。”众所周知——“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是“延安文艺”的核心地基。舍此，整个“延安文艺”大厦必将倾覆，一文不值。王培元还写道：“我那本研究延安鲁艺的小书，一九九六年写的时候，还是有些战战兢兢的，怕触“红线”，在探讨有些问题时，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担心书里写到的人看了，不满意、不高兴，通不过。这样的心态，这么多条条框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怎么能研究好呢？”这些大实话，反映普遍的心态。

高浦棠（1958-2008），《延大学报》主编、市政协常委，○八年在香港出版《延安抢救运动始末》。他披露了几位延安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细节。

吴奚如（1906-1985），湖北京山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不同意毛部分观点，认为抗战期间应尽可能团结作家，仅提无产阶级立场，会将重庆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吓跑，遭朱德喝斥，彭真、胡乔木批评。毛接吴详谈，要调至身边工作，吴未同意。审干初期吴即被诬特务，指其皖南事变返延这段经历缺乏证明人，疑被国民党派来，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吴无法理解所受“待遇”，要求退党，从此再未参加组织生活。四九年后，任武汉作协理事、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等闲职。

吴伯箫（1906-1982），以散文〈一辆纺车〉名世，出身山东莱芜富农，北师大英语系毕业，三八年赴延，先入抗大，后任边区文协秘书长、教育厅教育科长，四一年入党；四三年“抢救审干”，吴为教育厅第一个被审出的“特务”，指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敬有染，吴很快成为“坦白典型”，在鲁艺、延大及其他机关作过无数次“坦白示范”。

中青年学者告别毛延安讲话

翻阅三厚本资料，发现大多数中青年学子的“阶级立场”已根本逆变，。

华南师大中年女教授吴敏：

延安时期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文人文章由政治家决定价值，价值高低最终又取决于政治家权位的高低。谁的“权位”更高，谁的“评说”就更有权威性，更可以当做“定论”。政治家不是文学的“读者种类之一”，不是文学评论的“一种声音”，而是文学的“特殊读者”，是文学评论的“决断声音”。文人成了政治家手中的风筝，文学价值需要仰人鼻息。

延安大学何满仓教授：

知识份子意识被政党意识所取代，知识份子观念形态的延安文艺被党的文艺所取代，文艺被彻底工具化，失去了其独立性和本体性，被纳入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之内。知识份子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倒置，由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

陕西师大中年教授田刚：

秉承了鲁迅衣钵的鲁迅弟子如丁玲、萧军、吴奚如等人，明显地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精神处于某种冲突或不和谐的状态。而鲁迅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被重写和改造的命运，虽然从表面看来消弭了上述的冲突或不和谐，而在实质上则预示了鲁迅所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在新时代骤然沉落的命运。从此以后，鲁迅的旗帜虽然仍在猎猎飘扬，但其色彩已被染成了毛泽东的颜色。

一位中年教授私下说：

如果都是卫道、护祖、歌德、拔高，那还叫研究？又何必研究？当今，一切好像已经在变，一切又实际上未变。守住一个偏执的默认方向，对历史、现实和学理做些生猛时尚的简化和标签化处理，最省力也最易讨巧，但也最废物，几十年间这路货出得还少吗？

惊讶左联五烈士乃是捏造

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的论文惊讶“左联五烈士”原来是捏做出来的：

左联五位作家本来是由中共党内宗派矛盾斗争的牵涉而去开会的，和当时的左联无关，当作家死后，左联对五位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了（编按：左联五烈士指一九三一年二月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求实）。

至于有违人性的“阶级立场”、价值倒置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中青年学人已不好意思再“接着说”。《讲话》这柄革命的枪，无有接枪人矣！尽管还有相当强烈的“主流”左声，但真正的“主流”已悄悄发生逆转，从“唱红”转至“质红”。一位中年学者会下吐实：研究延安文艺，苦中作乐，只能戴着镣铐起舞，很敏感也很刺激，也潜藏着危险。他们既希望正常生存，又想干点正事，为历史说几句公道话，为未来提供一些借鉴。

《讲话》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动员压倒艺术审美、党性压倒人性、党权高于人权、只能写工农兵、对中共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实在是中宣部今天都无法坚守的红色关隘。不过，中宣部很清楚：“守住”延安、守住《讲话》，就是守住政权合法性。延安不神圣了，《讲话》被废弃了，中共咋办？红色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

大陆学人咸知：中共对《讲话》的浓淡之态，乃“思想解放”的速度表。《讲话》虽因官家力挺悬系城头，但缺乏士林的价值认同，无力运行，已为失魂之帜，空自飘甩。而失去红色逻辑的支挺，红色意识形态还能坚持多久？

一九八二年，胡乔木向萧军深表歉疚——多次伤害萧而萧不予计较。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已经尘埃落定。如果《讲话》光芒万丈，起草人胡乔木又何必向异议者怀疚认错？如果《讲话》真正造福吾华，何以失去承传人？笔者四十年前就在心里与《讲话》商榷了，红色恐怖使我憋到今天才敢吐出！

赤说缚国，至少七十年矣，《讲话》只是缚绳之一。毛泽东竟要全体国人只读他一人之书，所有其他学说都是“糟粕”，实在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无法做到的“勋业”。一个国家对历史错误的辨识速率，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转速，也决定其人民的幸福提高度。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至八日

延伸阅读：毛泽东是不是谋杀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