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全国的重大错误政治事件(图)

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河南的报道

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致死者逾百人，两年后始得平反。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平原省撤销，1952年12月，潘复生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1955年杨珏也调到河南。

分歧从合作化速度开始

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潘、杨、王等认为，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他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则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闹社事件。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在1957年春节前后开展的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中，又发生了严重的粗暴对待群众的现象，不少人被捆绑、游街、批斗、管制甚至有被摧残致死者。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恢复工作，并着手纠正吴主持工作时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不计征购任务；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屋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等。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有的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降低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发现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而且多是红薯，保存不好就烂掉。他向省委汇报后，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长时间，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际一个月都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其中一点就是可以实现炊事机械化。吴芝圃向毛泽东汇报了炊事机械化的成绩,毛泽东让把这些炊事机械搬到庐山会议上展览。其它省的同志看了不相信。其实，这些木制的炊事机械技术上没过关，不能用。庐山会议后，邓小平路过郑州要参观食堂机械化，他们从省展览馆把木制炊事机械搬到郑州郊区老鸦陈村，让省妇联同志化装成农民作讲解。

罗列“八大罪状”，罢官免职

中共河南省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开始批判潘复生。在1957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指责潘复生主持制定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还决定立即收回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会上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潘复生。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人，潘复生名列其中。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被说成是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并认为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号。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全省各地到处都贴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文艺节目。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第九次全体会上，患病的潘复生被“揪”到会上接受批斗。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门窗玻璃全被砸碎，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错误批判带来极严重后果

河南省左倾思想本来比较严重，在反右斗争中，全省共划了6万名右派分子，居全国各省之首。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以后，在党内和干部中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

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批真话的斗争升级，讲假话的时尚随着升级。请看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账派”应及时猛省了》。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亩产小麦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小麦453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亩产小麦7320斤；9月13日，河南全省平均亩产水稻千斤，成为千斤省……。在大炼钢铁方面也连放“卫星”，《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头脑发热的吴芝圃，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各地有大量的人到河南参观学习。《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河南的“先进事迹”，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中央工业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里领导就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并当场批判高扬，又将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对河南的做法提出不同看法，在河南也受到批判。北京的干部从此不敢去河南了。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194.9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令人悲哀的是，浮夸虽是数字游戏，却让农民承担实实在在的后果。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的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7.14%。这两年全省多征购了60多亿斤粮食。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平反以后

数以万计生命的代价使人们开始醒悟：潘、杨、王是正确的，吴芝圃执行的路线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从1960年到196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陶铸、王任重、王从吾、徐子荣、金明等领导人到河南调查研究，帮助河南解决问题。1961年7月，中共中央派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1961年夏季以后，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河南省委开始对潘、杨、王的问题进行甄别核查。196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决议中说：“省委自1957以来批判和处理潘复生同志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7月30日和12月20日，河南省委又分别给杨珏、王庭栋平反，恢复原职务和工资级别。

刘建勋、何伟、文敏生、杨珏主持河南省工作后，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河南情况开始好转。

(为写此文杨珏老和冀雨老三次接待作者采访，并修改了稿件，王庭栋同志从山西寄来亲手写的回忆资料，并修改了稿件，此文还采用了《风雨春秋》中张林南同志的文章中的资料，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