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想。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人们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东西，因此人们还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了解到其它途径无法知道的秘密。今天的《解密时刻》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据说，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甚至可能颠覆我们对蒋本人，甚至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翻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日记，透过字里行间，认识一个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的唯一真本受蒋家的后人委托，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我们特别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向我们介绍她参与保管的蒋介石日记，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画外音：1949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共产党由弱变强，国民党由强变弱，这究竟是为什么？蒋介石开始反思，国民党开始改革。蒋介石的日记记录下当时他反思和国民党在台湾改革的点点滴滴。
蒋介石49年反省失败原因：太依赖美国
李肃：1949年之后国民党就退到了台湾，共产党就在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是谁把大陆丢掉了？
郭岱君：那太多了。1949年不但对蒋介石本人，对整个中华民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代，因为对整个民族的命运都是很大的分水岭。实际上国民党正式迁到台湾是在12月。也就是说整个1949年这一年蒋介石基本是在大陆打仗，在督导作战，因为李宗仁最后不愿意到广州，更不愿意到成都，而是跑到广西去了。所以真正率军打仗的是蒋介石。所以1949年是陈诚在台湾，蒋介石在大陆。我们现在谈论的台湾很多的改革基本是陈诚在负责的。
蒋介石在1949年写的日记特别多，几乎每天都在反省。他一直想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但是1949年反省，1950年继续反省。他归纳了几个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外交，他认为不能过于依赖或者信赖他国，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另外就是党。他认为国民党整个涣散了，没有信仰，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党员离心离德。党也没有党纪，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第三就是军队。他说军队士气荡然，认为这些带兵的人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等到战况不利，这些带兵的将军们自己先跑，把军队留下。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最后就是经济，经济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财政方面相当责备宋子文。他觉得宋子文作做行政院长时候把黄金拿出来允许兑换，导致库存的黄金一半都没了。但结果并没有稳定金融，所以蒋说：“子文误国”。他好几次谈到金融问题时就说，就怪子文一人。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
另外就是反省他自己。他认为自己管事太多，“骄矜，自持，忙迫，不能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他说自己轻浮急躁,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觉，因此无人近也，无法集思广益，折衷至当。所以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批评，实际上在1949年说几无面目在天地之间，甚至自杀以谢国人。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很多大员只有三个选择，一是投共，二是逃到香港、澳门和美国，第三种就是自杀，很多人自杀。蒋介石身边最信赖的人，一个是陈布雷，另外就是戴季陶，两人最后都选择自杀。所以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想过，但他还是认为这是我闯的祸，犯的错，要赎罪，重新改革。他当时就说要寻找一单纯之地，另起炉灶。
再就是他认为误学了美国的民主，“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也就是说1946年中国开始行宪，可是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勉强行宪结果一塌糊涂。还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他认为本党对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没有切实执行，特别是民生主义。蒋下野后在奉化住了三个月。他在家乡到处走，说我自己的家乡本党执政已经20多年，但奉化民众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本党的人都在做官，没有好好地执行总理的旨意。他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在经济上彻底改革，切实执行三民主义。蒋到了台湾以后就做了一些改革。
蒋介石允许台湾地方自由选举
李肃：比方说他进行了土改，允许地方有些自治，甚至允许党外人士后来参加选举，同执政党候选人竞争，而且很多党外人士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当了地方首长。这个在蒋先生的日记中有什么记载？
郭岱君：很多。这部分日记内容很多学者来看，但由于是后半段，所以大陆学者来看的比较少。我就比较幸运，能够经常去翻。有些内容我最近才看到，因为中间有些三言两语你如果不注意还看不到。比方说他到台湾后第一就是举办革命实践研究院，就象是中央党校，对党员作思想上的重新教育。他并组成了改造委员会，对国民党，对整个自治进行重新改革。比如说他欢迎工人入党，农人入党，妇女入党，青年学生入党。他在日记中常常自问，问什么大学老师都不听我们的，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妇女和青年学生都跟着他们走，老是反对我们？他做了很多改革，另外就是土地改革。
再就是你刚刚谈到的地方自治。这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1950年想要开始地方自治，国民党里面都表示反对。1950年还是风雨飘摇，台湾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家都说你这是不切实际。可是他觉得不能再拖。他表示我们当年就是没有好好执行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遗教，现在到了台湾一定要好好认真做。他说要举行选举，举行乡镇市长选举、县市长选举，还有省议会选举，都是直选的。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可是他坚持要做。这里很有趣，因为虽然蒋介石说他是总理的信徒，要实行三民主义，其实中国三千多年来没有真正做过选举，谁也不知道真正民主是怎么回事。所以大家都说你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我们外省人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只占人口13%,一选不就完蛋了吗？最后可能连饭碗都没有了。所以内部反对，后来就折衷，缩小选举范围，比方说台湾一共只有21个县市，他把它分成八次选举，因为这样比较不会乱嘛。
那么第一批就是台中市长的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姓林，非国民党候选人姓杨，叫杨基先。有另外一位无足轻重的候选人。杨基先是台中的世家，他的叔叔当时是台湾省民政厅厅长，所以杨一路领先。很多人就在蒋介石面前讲，台中是台湾省中部第一大市，万一市长落入别人之手，我们国民党还有的混吗？蒋介石后来也忍不住了，就打电话给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他说你叫那个姓杨的自动退选，而且不能说是我不让你选，要你自动退选，因为他不愿意担这个骂名。这个日记里写得很清楚。我一直到前几个月才看到。吴国桢是在美国读的书，当然觉得不妥。但吴国桢还是听蒋的话，去跟杨基先说。所以蒋在日记中说，杨某同意退选，态度良好。但蒋马上就后悔了，觉得此举似有不当。蒋第二天又想究竟该怎么办呢？结果第二天吴国桢跑来跟蒋说，此举似乎不妥。蒋就在日记中说：“国桢甚罗索”，“但余有错，只好忍耐其罗索”。蒋后来又缓言告之，有没有补救的方法。第三天蒋又思考，到12月29日这天他又打电话给吴国桢，叫通知杨某，允其继续参选。吴国桢告诉杨后，杨也很大方，就同意参选。结果等电话打完之后，蒋在日记中就说，这样“余心稍可慰也”，即使本党失去选举，“余心亦无愧也”。当然最后果然杨某当选了，而且是高票当选。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是一位非国民党人。有了第一任台中市长选举的经验，最后就是台北市长选举。这是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结果出现一匹黑马叫吴三连，是位本土人士。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跟他竞选。国民党人士就问怎么办？是不是不准他参选。可是因为有了台中的经验，蒋介石就说，还是允许他参选。最后国民党是礼让。所以第一任台北市长也不是国民党的人。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很害怕，但我认为正因为国民党还守住了基本的原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李肃：蒋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过，就是当年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国民党的腐败是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岱君：当然了。他在日记中讲是五子登科。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骂国民党是五子登科，就是房子、车子、金子、女子这些。他在日记中说，抗战胜利复原，党员只想到这些。你复原要好好地建设，可是大家都去抢房子、车子，还有女人等。他在日记中讲，党员心中只想这些，置党国于何地？蒋对国民党里面的问题其实是蛮清楚的，只是说当年在大陆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来改革，因为一直都在征战之中。所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看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能在他的大陆所写的日记里面找到根源。
蒋介石反对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画外音：从1949年退守台湾，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就是反攻大陆。然而，他心中的矛盾纠结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让他始终未能如愿。对于这些，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李肃：49年之后国民政府撤到了台湾。我相信蒋介石并没有说我就永远不回大陆了。他应该还有一个反攻大陆的计划。
郭岱君：整个的1950年代他心心念念，每天想的都是反攻大陆。所以他把经济建设交给陈诚，自己主管外交军事，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陆。
李肃：他认为这怎么可能呢？大陆失守后，他认为以台湾这个小小的基地，有能力反攻大陆吗？
郭岱君：蒋介石的个性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坚忍不拔，决不屈挠。北伐时期他就那么一点兵就北伐了，抗战中国如此贫穷落后，他也撑下来了。
李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郭岱君：他领导了如此贫穷落后的国家同如此进步的日本前前后后也拖了14年，最后赢得胜利。后来内战他一败涂地，可是他在台湾也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心中是人定胜天的。他在等待机会。韩战就是他的一个机会。韩战一爆发，他觉得机会来了，立刻很兴奋，马上在总统府召集军事首长开会，马上想派一个军，要三万三千人派去参战。然后又说三万人不够，要派十万人去，帮助南韩打仗，因为他跟李承晚总统的交情是蛮好的。可是很不幸，美国并不希望中华民国涉入。美国不想掀起大战，因为二战才刚刚结束，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基本上是美国给国民党浇了冷水了。最后蒋介石也明白了韩战不是国民党的机会，他也不希望事情恶化，不希望事情复杂化。
可韩战爆发到1953年签署停战协定，包括整个的1950年代，国民党在东南沿海部署有突击队，大概前前后后发动了80多次突袭。这些基本是小规模的，最主要是中央情报局在幕后策划。中央情报局当时用的名称叫西方公司，派遣蛙人和突击队在大陆沿海制造纷扰，获取情报，了解铁幕后面的情况。但这些小打小闹已经没有办法，蒋介石一直在等待机会。后来中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很明白地跟蒋说，不希望在台海两岸再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了。所以蒋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就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了。尤其是蒋经国访美之后，美国明确地跟蒋经国说，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军事冲突，因为蒋介石心不死嘛。
李肃：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并不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
郭岱君：美国是要维持现状。
李肃：中国和美国其实是敌人，又在朝鲜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个过程中美国有没有任何时候希望借助蒋介石的力量跟中国对抗？
郭岱君：有好几次。美国当然想借助国民党的力量，特别是后来跟中共对峙的时候，尤其像文革以后美国有好几次希望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有趣的是，当美国想到要国民党来扮演某种角色的时候，蒋介石反而退缩。我这里有一个记录。比方说在韩战时期杜鲁门总统曾经想要用原子弹。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后马上写道，杜鲁门跟美国朝野主张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因为他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不应该用原子弹。到了1954年，美国甚至想用氢弹对付越南和中国。蒋在日记中说，美国想用原子弹和氢弹对付越南和中国。必使不用于越南和中国大陆。1954年的4月和10月都发生这样的事情。1958年大陆大跃进时美国又有人提出同样建议，因为大陆情况大乱、是进攻的好时机，所以也找到了国民党。蒋介石也很想进攻大陆，可是他说不能使用原子弹。他认为用原子弹对付自己的人民是不对的。到了文革以后也还有一些机会，但美国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纷争，所以这些想法最后都没有执行。
中共建政没多久，武汉曾经发生一次很大的洪水，好像是1953年。当时就有人建议，现在是反共的好时机。蒋就很斟酌，就是你刚才讲的太仁了。他就说，我要反攻，也不能趁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这不是谈反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肃：仁人之心。
郭岱君：这个洪水前前后后有两个月之久，他非常关注，每天日记写了很多，本日武汉灾情如何，水深多少尺，有多少灾民死掉了等等，他很注意这件事。他其实尽管人在台湾努力地进行建设，但他的心心念念还是在中国大陆。他真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大陆。
李肃：那么蒋介石对台湾前途到底怎么看呢？因为当年他认为苏联靠不住，美国开始不让他反攻大陆，后来美国想动手的时候，蒋介石又不同意。因为各种方式都不行了，他在日记中有没有表述？
郭岱君：最近还有人问我，说蒋介石虽然1949年失败了，那么悲惨，可是台湾后来经济起飞，他应该很高兴啊。我说没有，因为看他的日记，他都是非常的忧虑，很多心心念念想要回到中国大陆，心中想的都是中国大陆人民怎样怎样的。大陆发生水灾，他非常痛心。大陆实行大跃进，发生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革，他都十分关心。当然整个大的形势决定他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反攻，最后就希望能够动用软实力来反攻。所以他后来在台湾叫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提出把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还特别成立文化复兴委员会。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摧毁传统文化，他在台湾就特别推动保护传统文化。他重视教育，重视学生，重视科学。他最后提出民主、科学、教育，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蒋介石1971年于“纪念国父诞辰暨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大典上说：“我们国父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中国。所以国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以来发扬光大。’‘要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已故国父之诞生，实即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启明肇始，而此‘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中国’的大愿，乃就是我们六十年来始终坚持复兴中华文化、贯彻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标。”
傅作义、宋庆龄都曾经身在曹营心在汉
画外音：蒋介石反攻大陆虽然未能实现，但是1949年投向共产党的原国军将领傅作义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长的同时似乎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曾经与蒋介石暗中联系；在中国大陆贵为国母的宋庆龄也对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满，并且在对毛规劝未果后一度考虑离开中国。
李肃：我们又听说傅作义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给蒋介石写了密信。
郭岱君：是的。这个事情，我看了吓了一跳。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学者看到，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有别的考量。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
画外音：傅作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后依附蒋介石，协助其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与国民政府为敌，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领59军参加长城抗战，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
国共内战开始后，傅作义率绥远部队连克解放军布防的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多次击败聂荣臻兵团，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投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郭岱君：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红旗之后，大饥荒时期，整个大陆非常之惨。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需要我做什么，我悉贡所能，里应外合。
李肃：蒋介石的日记当中除了提到这点之外，还提到其它什么吗？
郭岱君：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这是第一次出现。到后来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蒋还在日记中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联系，但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可能是整个大形势的发展没有机会，同时也需要谨慎小心。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因为傅作义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彼此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之间有默契。傅作义信得过蒋介石，万一蒋介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傅作义是要掉脑袋的。同样的，蒋介石在某些地方也信得过傅作义，因为傅作义1949年投共之后，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平去载学人出来，西苑机场还让他们起降。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李肃：那是不是只有傅作义一人有这样的表示？有没有其他的国军将领也有类似的考虑？
郭岱君：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只从日记本身来看，傅作义是个最明确的例子。但我从其他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
两岸之间有密使吗？
画外音：坊间传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曾经长期通过密使联系，探讨统一问题。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使？中苏交恶、中美缓和、中日建交，日记中的蒋介石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李肃：当年就是说反攻大陆这个计划是不行了，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跟大陆再进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有没有想过再次进行国共合作？
郭岱君：没有，至少在日记中没有。
李肃：因为根据坊间一些说法和回忆，都说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一直都有密使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到1960和1970年代才截止。这个情况他在日记中有没有说过？
郭岱君：我相信国共两党的很多人是互相认得的，彼此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相信中间的来往是有的。但有没有真正的密使，我个人很怀疑。比如说有一位先生叫曹聚仁，他就讲曾经担任国共之间的密使等，传递消息，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潭跟蒋先生报告等等。我们按照他所提到的时间特别去翻蒋介石的日记，发现蒋在日记中只提到曹聚仁一次，称其为曹逆，逆就是叛逆的逆。如果蒋信任他就不会叫他曹逆。第二就是我们发现日期不对。他说在日月潭跟蒋介石报告，可是那天蒋根本人不在日月潭。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明曹聚仁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晓得，但我想国共之间这种来来往往是不会断的，因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过往太多，但是有没有上升到一个密使的程度，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的。
台湾和苏联曾经想联手对付中国
李肃：1949之后，中共就决定一面倒，投向苏联，要跟苏联结盟。双方也结盟了，但从1960年代中苏开始分裂，尤其到了文革期间中苏甚至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个时候台湾和苏联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要双方联手、共同对付中共？
郭岱君：这个故事过去一直有传言。日记开放以后果然有个维克多.路易斯。路易斯其实是克格勃，但是以英国记者的身份来跟国民党联络。当时正好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交恶，苏联就想找中华民国一起联手对付中国大陆。
画外音：维克多.路易斯 (Victor Louis)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几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记者，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间谍。他当时故意向西方记者透露机密，以便让西方报纸刊登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新闻，包括赫鲁晓夫下台、苏军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宇航计划等。1969年，维克多.路易斯曾经“独家”披露苏联正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维克多.路易斯同时向克格勃提供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郭岱君：维克多因此在台湾呆了10天。这个事情是上了议程的。他见了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长，就跟蒋介石报告了，所以蒋介石日记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描述。以后又继续进行，在不同的地方见面，比如在东京见面，在墨西哥，在巴西，在伦敦都有见面。这个事情一直在谈，讨论具体的合作方式。蒋经国最后还把这个事情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魏景蒙，因为蒋经国非常信任魏景蒙，认为是自己的人，就把这件事交给魏景蒙，让他主管此事，魏景蒙就跟路易斯联系。牵扯的人还有很多，包括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驻墨西哥的大使、驻巴西大使，都亲自参与会谈。苏联派出的人也相当的多。这个事情一直到1969年、1970年和1971年都还在进行，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蒋介石到最后有很多的考量，他觉得苏联狡诈，不可信也；第二是蒋介石说不愿做吴三桂。
李肃：蒋对中美在1970年代发展关系，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甚至发表上海公报等，他对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
郭岱君：他很关心的。对于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后来尼克松访问，他都是密切关注的，觉得他们都是叛逆了，没有坚守反共的阵容。他日记中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批评，但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自己只能在纸上埋怨。
李肃：他在日记中有没有显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如果不能阻拦的话，至少能减少这方面的损失和压力？
郭岱君：蒋其实是在每一个战役，不管是军事战役还是政治战役，他都做很详细的计划和沙盘的推演。所以说你谈到了联合国保卫战，那真是非常的详细，很精彩的，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能不能再拖延，能不能阻止？以及后来基辛格去访问中国大陆，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他都非常注意。他也有一些想法，但后来当然是没有办法。在联合国保卫战中他还是发挥了作用。比方说当时我们驻美大使是叶公超，在美国负责联合国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蒋介石他们又有第二管道，透过蒋经国和克莱恩，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主任。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通白宫，另外还有第二管道。这时蒋介石的参与都是相当大。到了中日断交，以及日本承认中国大陆并建交，以及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蒋是非常的愤怒，可这个时候我想世界的大局走势是如此，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所以他一生都苦，尤其到了晚年他也非常的苦，因为到了1960年代以后冲击跟横逆是一个一个接着而来，对他来讲都是不顺。虽然这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的非常蓬勃，可蒋介石更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够反攻，还是中华民国能不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是很遗憾，就是在他走之前，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他只能够自我鼓励，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说主耶稣说必会赋予我以复国大任，一定会保佑我，事实上最后他还是走了。
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
画外音：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到底怎么看？儒教理念、基督精神、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有什么影响？蒋介石的日记揭示他心中的秘密。
李肃：您看过他几乎的所有日记。从他的日记来看的话，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郭岱君：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日记，因为日记有数千万字，看完几乎是很困难。真正看完的人极少。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为什么？他生活非常简单。他的穿着和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他到了台湾之后一直都穿着一双轮胎底的旧皮鞋、旧的咔叽裤，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他的一生奉献给革命。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他要把她再拿回来。所以基本上他并不是为自己，他是想为国家民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本人的执著，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我才能领导革命。你想要领导革命，你不如我领导得好。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一些派系处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像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粤系张发奎等等，所以国民党里面的派系他处理得不好。还有就是到台湾来之后，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连任了第二任的总统，因为根据宪法是连选则连任一次。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他不应该再连任了，可是他认为我要赎罪。大陆在我手上失掉了，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所以我必须再做第三任总统。这就是很多人也批评他了，包括他在台湾为了稳定台湾的安全，他在经济上是放，但在政治上比较严厉，基本上就是1950和1960年代的所谓白色恐怖。我想这些也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李肃：他继续担任总统，外界可能说他有权力欲望，恋栈。他自己在日记中是怎么说的？
郭岱君：他认为是责无旁贷。
蒋介石不学共产党，是妇人之仁吗？
李肃：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郭岱君：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另外就是受制于整个台海的形势，和美国的态度。他其实在抗战的时候就经常阅读共产党的参考通讯，他还经常看马列的东西，毛泽东写的东西他也经常看，他觉得写得好的，甚至传给周围来看。他当时就经常自问，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为什么大学教授要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要跟着他们走？他经常自问。他有一次还写了问卷，让周围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他日记里面就讲，为什么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为什么青年学生和妇女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可见他一直都想着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党组织的运作方案，他就说，他们（中共）很有效率，本党（国民党）若再不奋起直追，“将败亡也”。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跟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但他也讨论过为什么最后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我们中国是讲“仁”，儒家讲仁。他说基督教讲“爱”。我们对人民如果能用仁爱来做，何必要用阶级斗争？为什么要仇恨？所以他就经常做这样的比较。他认为共产党这套不足取，行不通。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儒家的仁爱以及基督的爱人爱民，他觉得这是他愿意选择走的路。
李肃：是不是可以说蒋跟共产党斗争中失败了是因为他有仁人之心呢？
郭岱君：1945年他不是想把毛抓起来吗审判吗？最后他还是把毛放掉了。放掉之后毛出去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蒋介石是妇人之仁。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他对儒家的信念，对三民主义的追求，以及最后成为基督徒，他经常谈到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他认为爱是人类努力的很大的一个动力。我个人对他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我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任何的压力面前，内在和外在的压力面前都没有屈服，一直维持着中国的尊严、中国的统一。他北伐，抗战，甚至于到台湾后美国多少次都说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式，发美国人的薪水，穿美国人的衣服，他都不允许，宁愿让国军拿很少的钱，也不愿做美国人的附庸。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第二点他是有理想。他对中国现代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有尊严，中国能够统一，在世界上站起来。这是他一生的追求。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但目标是一样的。他是真地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废除不平等条约，能够有尊严地站起来；第三是我觉得他在特别是维持中国的尊严、国家的统一上我觉得他特了不起。刚才我们谈到的跟日本和谈，投降和屈服他都不做。他认为在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面，我们要有所坚持。虽然自己多么地痛苦、困难，我们要有所坚持。这点也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
蒋介石1961年在台湾发表元旦讲话时说：“国父说，中国革命当充分产生于世界，发扬其光明优良之遗产。现在就是我们一起建立，发扬民族遗产于世界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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