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游行平反六四（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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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维园的烛光肯定会风雨不改地点亮。此际正是特区管治班底换届的春夏之交，时代变革在即，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看来在未来五年、更大可能在未来十年，将会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国，抑或坚持守住两制的防线？观乎近日接触的记者反应，悲观看法似乎占大多数。
传媒之所以称为社会的第四权，在于发放的资讯经过筛选、核实，报道内容对群众具有公信力，从而达到监察政府的职能。传媒一旦沦为政权的喉舌，纵使仍然能够经营，甚至闷声发大财，但已难取信于民众，逐渐受到唾弃，变成对社会可有可无的“建制派媒体”，就算是一门赚钱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沦丧。
传媒风骨 历历在目
遥遥回看八九六四，那年头传媒风骨铮铮，带动六百万香港人（当时人口）声援学运，香港的记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门跑，大有不惜洒汗溅血的豪情。当时，记者是备受社会尊崇的职业，那股热情感动了许多年轻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上周六翻阅《信报》，看到《文汇报》前副总编辑程翔的访问，内容免不了谈及《文汇报》“痛心疾首”的社评。程翔明确地说，那是另一位副总编辑曾敏之出的点子，社长李子诵和总编辑金尧如支持，再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拍板；他在访问中强调：“《文汇报》是有纪律的，社论开天窗这般大事没可能不经上头（新华社）拍板，张浚生批准这社论，是一刹那闪现人性。”然而，广场上血与汗迅速洗刷干净，经济起飞，人性只是昙花一现，党性压倒一切。
常听到资深传媒人说，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从不掩饰自己的爱国立场，而李子诵先生一生坚持“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有善必扬，有恶不隐”，赢得左中右业界的尊重。然而，时代在转，李社长的十六字办报真言，虽然为“中立报道”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诚如才子陶杰本月16日在报章专栏所言：“以国际新闻学标准，用这十六字来办报纸，依然不合格”。
陶杰在文章里说：“问题出在‘有喜报喜，有善必扬’这八个字。政府有什么‘政绩’，……若是事实，只须报道。譬如殖民地时代，东区走廊落成，海洋公园揭幕，不必理会是喜讯还是忧闻，报纸三两百字报道，从不用头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论拍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错，报纸必将鞭伐，换言之，报纸的功能，不必代政府‘报喜’与‘扬善’，但政府有问题，都必须大幅重点报忧与伐恶”。
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此强调，笔者认同陶杰所言并无折损李社长之意，皆因传媒的监察权力，源头不是来自“中立”，而是来自对当权者的“鞭伐”。管治机关坐拥庞大的公共财产，掌握统治和分配资源的权利，香港政府还奉行高薪养廉政策（近年经常出现高薪养贪——贪薪金，也贪权），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过美国统总奥巴马；而香港人出名温驯易管治，过去的游行示威从未演变成暴动（未来则难说）。
在这样有利的管治环境下，干实事只是公仆应尽的本分，做得好何须放大褒奖？惟回归以来，政府施政失误处处，追究问责亦是合理不过，何况政府从来不缺人脉和宣传渠道，民办的媒体若仍然甘心为当权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于放弃第四权。
因此，当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撰文交给传媒刊登时，如何处理就成为报馆的表态时刻。须知道，身为一个地方的候任首长，从他当选那一刻到任期完结为止，都不可能有“个人意见”，也谈不上“言论自由”，因为其一言一行都与港人的福祉有关，否则曾荫权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会掀起轩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报章同日刊登，分别是《明报》、《晴报》、《新报》、《文汇》、《大公》、《商报》，内容质问立法会议员以拉布阻碍新政府改组，对市民有什么好处？指市民对新政府有期望，应该让新政府团队齐整地在7月1日全体就任。
这篇“未来行政长官”稿件，被当成特稿或来论处，以“无添加”方式直接出街，报章版面成为官方通告的传声筒，许多行家均质疑是否妥当，为什么不是当新闻去报道，然后加上学者议员的评论？关乎行政长官的看法，为什么不是由政府新闻处公告？只给个别传媒，抑或所有传媒都收到？是不是属于有稿费的“投稿”方式？为何选择用这种方式发声？期望喜欢指点传媒的候任特首办高人公开回答。
扩大班子 有责查明
行家谈论得最多的“公信报”，该报号称本港中文报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选举期间，政界人士公开质疑它是“挺梁派”，纵使报社多次发表社论否认，但仍未能让外界释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样文章，往后将更难“洗底”。
更大的争议来自“公信报”翌日的社论：〈与其七一前为难梁振英不如七一后监察梁班子〉，调子跟梁营同出一辙，指立法会应先通过新政府改组议案，日后再观察官员表现；标题上“为难”一词是负面用语，有责难阻碍者、斥责阻碍无理之意。该篇社论在面书和讨论区广泛流传，反应满是痛心和失望，认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应，报馆内部亦有不同意见。
本栏曾经写过，社论关乎报社的立场，下笔前必须由高层人员讨论和拟定内容，再由特定人选执笔，绝不是个人意见栏目。如今立法会内各党派尚且对新班子满是疑窦，除了新增大量职位、涉及逾七千万元公帑外，当中会否有政治酬庸？人选是否恰当？过去问责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谈先让人选上任，然后再“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呢？
答案是，职位不断增加，局长不行？就请团队帮忙，团队不行？就找顾问，顾问不行？再换……。七一后有没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会变天，但改组成五司十四局后，肯定易请难送，面对一个不由人民授权的新政府，哪间传媒充当抬轿者，都是等于断送第四权的帮凶，何必呢！
痛心，是因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烛光不灭，代表人心不死，传媒同业，请慎思之。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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