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对陌生人,如果你被要求只能知道他一个信息,那么最有用的就是收入。通过收入信息,你约略可以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品位、生活内容、接受教育情况等。
各种时尚杂志和媒体,勾画着这个时代理想的生活。生活内容包括:好车、宽敞的房子、舒适体面而受人尊敬的工作,还要有国际旅游、孩子就读名校,生活里还要点缀着奢侈的服装和背包。可现实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有这种生活。收入在人群里是不平等的。当统计部门公布各种人均收入指标的时候,大多数人愤愤然,自嘲自己又被平均了。
自1979年到2011年,剔除价格影响的真实人均GDP大约上升了12倍,总量GDP差不多接近20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30年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欢庆人均指标快速变化的时候,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可惜,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作了大量研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所知不多。
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了解,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第一,研究者需要一个全国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比较准确地给出推断。最近有了几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但其样本不够大。第二,统计局花费巨资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套家庭收支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规模,都属优秀,但能利用这套数据的人很少。第三,统计局的家庭收支调查样本,分为城乡两个部门,一直没有合起来,所以关于城乡合并在一起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很少研究。第四,2亿多农民工,使得各调查样本的代表性都受到挑战。虽然如此,我基于学者的研究和统计局的数据,努力给出个大概的图景。
人们习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基尼系数是一个从0到1的指标,越大代表越不平等。完全平均分配,基尼系数是0;收入都归于一人,基尼系数是1。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们分歧颇大,估计在0.35~0.5之间。少数研究声称在0.5以上。我估算大约在0.4,与美国水平相当。在世界各国范围,大约处于中间水平。
基尼系数的缺点是很不直观。现在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比较。把中国的人群按收入高低平均分为5组,每组各占20%人口,约2.6亿人:最低组、中低组、中等组、中高组、最高组。2010年,最高组的人均收入是35000元,最低组是2000元,相差18倍。这个18倍大不大?从两个角度比较一下。1990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别是7倍。与美国对比一下,2006年,美国最高收入组是最低收入组的16倍,与中国当前水平相似。
这个整体的图景,来自于把城市与农村合并在一起比较。最高收入组的人基本就是城市里的中、高收入者。最低收入组的人,基本都是来自农村,只有极少的城市人口。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当前大约为0.35,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是5倍。换言之,6亿城市人口,最高收入的那1亿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5倍。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更难估计,根据现有数据,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不多是4~5倍。
虽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与美国类似,但我们的问题比美国严重。第一,美国当前的不平等是“二战”以来最高时期,与1929年大危机爆发前的不平等状况类似。第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变化太快。在最近的20年,成为不平等比较严峻的社会。第三,中国的不平等包含最为挑战的城乡差异。
中国有2亿人收入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还有2亿人,忍受低劣的生活水平,缺少基本药物,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这个差距由20年前的7倍上升到今日的18倍。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难靠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解决,而是要靠另外20年的高增长来解决。中国的困境在于,促进长期增长的改革和政策,不得“民心”。严重收入不平等下,民意的压力,会呼唤政府采取严厉扭曲的再分配政策。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演进,根本上被收入不平等的格局驱动。如何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良策,实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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