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先取民心，后得天下(图)

薄熙来大搞“重庆模式”运动的行为动机完全基于个人野心的权力欲。（网络图片/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毛泽东曾经说自己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打蒋介石，另一件就是发动文革，如今他的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薄熙来有点像毛泽东，自己也有值得夸耀的一件事，就是惊天动地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意在重蹈覆辙，走毛泽东阶级斗争文革老路而广受批评质疑。在薄熙来免职之后，人们对“重庆模式”仍然毁誉互见。究竟谁是谁非，“重庆模式”到底是好是坏，不应妄下结论，为厘清迷乱，必须进行理性分析。

按照“重庆模式”自主造势宣传内容来看，其亮点主要有三，一是唱红，二是打黑，三是经济领先全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唱红”“打黑”和“经济发展”的实质进行认真分析，由此探讨薄熙来的动机、目的和手段，才能对“重庆模式”做出理性判断，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一、唱红的实质

“唱红”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第一个亮点，是由薄熙来在重庆市率先倡导的一场运动。薄熙来入主重庆就任伊始，就用一整套组合拳定下红色基调，首先为毛泽东重塑金身，建造了一尊全国最大的毛泽东像，意在政治上认祖归宗，利用毛泽东在中国政坛上居高不下的有利地形，确定人治政治路线，拟全盘继承毛泽东人治路线的政治遗产，并捷足先登而一举占领毛泽东红色政坛所处政治立场的制高点。有了毛泽东政治资源这样强大的政治依托，自己由红司令塑像身后名正言顺地闪亮登场，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唱红”运动。薄熙来搞“重庆模式”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为这场“重庆模式”大戏正式拉开序幕。唱红特点如下：

1、“唱红”效仿毛泽东文革运动方式，发动群众，表面上是走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利用洗脑和精神控制法呼风唤雨，鼓动并操纵民意，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为自己的执政方针造势。

2、唱红具体而言是“唱读讲传”，名义上以弘扬“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实际上无非是效仿文革唱语录歌、读红书、服从和执行最高指示，然后活用宣讲的翻版，是极端集权统治文化的复辟。

3、“唱”“传”二字是唱红的关键，先唱后传，你传我唱，近唱远传，上传下唱，一反面将自己的重庆模式的样板效应横向传遍全国，另一方面“传”字也意味着建立金字塔模式的重庆独立王国，自上而下，上下传唱，将上面唱红旨意按由领导人到底层民众形成等级森严的金字塔模式逐级下传，薄熙来自己处于金字塔顶尖，王立军、黄奇帆等而下之，官员人等依次下传至底层民众，充分调动全民唱红演练。整个唱红过程寓意深刻，在对民众洗脑和精神控制的潜移默化中传递一种信息，暗示薄熙来自己作为纵向传承红司令毛泽东政治遗产的红二代和根红苗正保证江山红色永不变的红色接班人，与红色江山血脉相连，属皇室宗亲，奉天承运，当仁不让，对权力传承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为近期顺理成章地逐步登上红色权力巅峰铺平道路。

4、薄熙来深晓文革期间红卫兵大唱语录歌大搞红海洋对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所起的巨大作用，在这方面，薄熙来的手段和目的与文革做法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首先，“唱红”以唱颂歌先歌颂党和政府为起点，实际上是藉全民总动员对自己动员民众的号召力进行实战演练和检阅，落脚点则是让全民总动员的唱红在自己推行“重庆模式”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演变为歌颂大救星薄青天的个人崇拜。《薄熙来之歌》随唱红应运而生，而动用公帑吸收并动员社会成员参与的重庆唱红则是把所有唱红的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变成薄熙来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他搞的重庆唱红完全继承了毛泽东错误路线的衣钵，采用的方法如出一辙。而“薄熙来之歌”等等不堪入耳的歌曲乃是其动员唱红这种行为逻辑导致个人崇拜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唱红”是薄熙来为十八大进取铺平道路的第一步棋。

二、打黑的实质

打黑作为“重庆模式”主要的政治内容，是薄熙来用重庆模式采取文革手段发动的的一场政治运动。在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政治内容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现代民主法治和与当代文明政治相关的任何内容。打黑除恶从点将调兵，到立案和办案处理都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薄熙来认为，王立军事件是孤立事件。重庆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不要把王立军事件夸大，不能因为王立军就抹杀了其他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他说，打黑除恶他有思想准备，是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是会有不同观点和看法，而且已经形成黑恶集团的这些人社会联系是很广泛的，是有舆论能力的，「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可可是值得一问的是，离开民主法治框架打黑除恶的精神能保证社会伸张正义吗？重庆的铁山坪臭名远扬，就因为铁山坪是打黑运动刑讯逼供的基地，犯罪嫌疑人被吊打多至八天八夜。用这样的方法侦查出来的“罪行”还有什么真实可言？律师思宁先生认为“重庆一些警察涉嫌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搜查罪、诽谤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报复陷害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共12项罪名”。

实际上，打黑除恶只有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才能举一反三伸张正义，采用践踏民主法治的集权专制方式打黑除恶只能是大鱼吃小鱼，在打掉现有的小黑恶势力过程中，新兴黑恶势力还会在官商勾结中应运而生，强权逐渐与新兴黑恶势力走到一起，成为保护伞，同时难免在这种打黑除恶运动中制造冤假错案，这恰恰是为新的黑恶势力鸣锣开道。事实证明，文强也是打黑起家，但是文强采用践踏民主法治的集权专制方式打黑除恶的结果，自己成了黑恶势力的新兴代表。王立军步文强后尘，采用践踏民主法治的集权专制方式打黑除恶的结果，使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重庆模式”以及此前的所有运动式打黑除恶都是以践踏民主法治的集权专制打黑除恶方式为特色，媒体未审判先定性，只是为一茬一茬新的黑恶势力鸣锣开道而已。民众即使是黑恶势力的直接受害者也无法为自己维权伸张正义，而只能是逆来顺受。无权者无法参与打黑维权活动，只能是打黑看客，寄希望于比黑恶势力权力更大的权力者为自己伸张正义，法律被扔在一边，无权者无法通过法律渠道为自己维权打黑，法律也不是让无权百姓为自己维权，而是一场权力运动和权力之间的较量。打击黑恶势力的前提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权力在打黑者的权力之下，强权才能对打击弱权黑恶势力，对更大的强权黑恶势力则根本不敢动，没有民主法治，打黑除恶，越打越黑，贪官反腐，越反越腐，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事实上，采用文革的手段和社会模式打黑除恶对社会的有着极大的破坏性。“重庆模式”践踏民主法治的打黑除恶只能使本来就不健全的脆弱的中国法制体系再次遭到重创，结果反而破坏了公平正义的法制保障。

三、“重庆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质

重庆经济发展是薄熙来及其吹鼓手津津乐道的“重庆模式”的最大亮点。表面看来，据称其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1508亿元，增长51%，而生产总值接近1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实际情况如下：

1、“重庆模式”是靠行政手段压低了融资成本、生产要素成本、土地房产成本、物流成本和税负成本，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数千亿，政府聚敛财富，融资实现了高达7600亿的固定资产投资。“重庆模式”是由“八大投”完成75%的地方基建，形成了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

2、另一方面则是把玩土地和金融，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继续大搞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财政。

3、2011年重庆GDP总值近1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30%，而经济增长仅为16%，可见高额投资属不计效益的低效投资。

4、在经济增长仅为16%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则大幅增长达50%，且政府收入增长远高于民众所得增长，是政府聚敛财富，而民生项目则是“寅吃卯粮”，最终仍然要由百姓买单，薄氏宣称共富和民生完全是欺人之谈。

5、表面上，“十二五”期间重庆市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资金总量主要用于改善城乡居民的教育、卫生、社保、住房和出行等方面的条件，让市民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方面。对此茅于轼提出质疑，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事实的确如此。“重庆模式”整个经济运作都是靠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拉动GDP，大搞具有短期内爆发力的政绩工程。这种经济运行结果使目前重庆市政府的债务总额已高达5000亿元，相对于1000多亿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政府已经入不敷出，几近破产，证明这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也恰恰是很多官员所热衷的中国特色权力经济的功利主义。

四、薄熙来的动机和目的和手段

薄熙来对现代民主法治的文明政治毫无概念，缺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目中没有民主法制，只有自己在一大批受文革极左思潮洗脑而深受其害的底层民众之上戴着“清官”面具的长官意志。在入主重庆时薄熙来自恃高才疾足，认为天降大任于己身，欲登堂拔帜，纵横天下，想当毛泽东那样的救世主，一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正当民主法治政治改革处引而不发之势，薄熙来对改革一度处于僵局的形势发生误判，一方面揣摩上意，认为改革陷入僵局很可能是因为上层喜欢文革极左那一套，可以投其所好，将极左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向下俯察民情，迎合两极分化导致部分底层民众的偏激心理和对腐败的仇视心理，认为毛氏发动群众的人治路线正好迎合工农大众。他受封建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传统观念的驱使，精心设计了背离民主法治的“重庆模式”，欲以此先取民心，后得天下。

薄熙来搞“重庆模式”自塑造毛泽东巨型雕像和唱红之日始，大搞背离民主法治的唯意志论加功利主义，用人治手段推行人治路线，其人治大手笔仍然是打造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薄熙来以毛氏人治路线执掌政局，仿效文革重新推出毛泽东治国理念，确定了自己搞“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其特点是继承文革政治遗产利用人治方式急功近利地走民粹路线，政治上舆论先行，大造声势，用人治方式运动式打黑，运动式唱红，经济上大搞权力经济和背离市场经济的小计划经济，急功近利，由政府主导的追求短期效益的经济发展，同时宣传上动用公帑收买孔庆东、司马南等民间激进人士为自己理念推出的“重庆模式”宣传造势。整个“重庆模式”都是全方位地调动公共资源实行全方位的人治路线，以“文革”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煽动民粹仇富情绪，极左专制，运动治国，企图用“重庆模式”的强权政治挑战中央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与中国历史上即将进行的这场最重大的政治改革唱对台戏，违背中国文明进步的历史发展方向，完全是倒行逆施，从头到尾充分体现了薄熙来的唯意志论和功利主义特色。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效果同一性原理推究而言，可以看出薄熙来大搞“重庆模式”运动的行为动机完全基于个人野心的权力欲，是在十八大之前暂短的有限时间内，企图用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而产生爆发力的短期政绩工程为自己锁定的既定政治目标铺平仕途，争取十八大上位入常，最终实现文革体制，谋取权力宝座，将可能导致中国万劫不复的绝对权力发展到极致，自己可以像毛泽东那样成为民众领袖稳坐江山，统御天下，传承万代。可见“重庆模式”并不是利国利民的政治改革，而是对绝对权力的人治路线重蹈覆辙，乃是薄熙来以十八大为进取目标的一整套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有战略规划时间表的政绩工程阴谋活动。因此薄熙来既不是改革家，更不是政治家，而是权欲熏心的唯意志论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政客。

如果薄熙来真正是为国为民，他就应当知道，真正的政治家首先应当具有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能够认清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妥善地满足社会需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中国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不从体制入手进行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而实行人治路线，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反而会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实际上薄熙来的成败都离不开体制，所谓成也体制，败也体制。薄熙来假如有民主法治观念，就能与时俱进，在重庆搞小规模的民主政治改革试验，搞财产公示，民主监督，法制管理，必然跻身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前列。可惜他囿于体制传统政治观念不能自拔，滥用权力，走上文革的歪门邪道，也可能正是他本质决定他滥用权力实现一己私利的最终目的，如果真相调查结果出来，完全可能证明他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大贪官。

综上所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再次证明阿克顿勋爵（1834—1902）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名言已经成为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而不断证实的世界公理。如其所言，中国所有问题都是权力惹的祸。这种绝对权力恰恰是中国特色的体制弊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正在于此，用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人治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随着运动唱红的沉寂，《薄熙来之歌》已成绝响，但红歌仍然是百姓的娱乐活动内容之一，但意在娱乐，属于人们的自由活动，而不是被精神控制所操纵。而“重庆模式”将随《薄熙来之歌》成为过眼烟云，成为中国改革的历史陈迹。

原题目：李正平：通盘剖析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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