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局困局看能否彻底清除薄周江势力(图)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从薄熙来的困局看政改不可为和中共不可救”，这里我说的薄熙来的困局，并不是指薄熙来本人陷入困局，因为这已经是个定论了。而是指的由薄熙来引起的中共政局的困局。从短期看的话，周永康作为政治局常委当中，唯一一个反对处理薄熙来的人，会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扑。最近几天发生的查处网络谣言，有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中共自己宣称，从2月中旬以来说是北京公安局删除了20多万条有害网络信息，逮捕了1,065名相关人士，警告了3千多家网站，关闭了70多家网络公司。

一方面是网络空间的收紧，这个本来就是中共的本性，因为中共一直是对媒体网络控制的很严，所以现在很难说这是哪一个派系所为；那也可能是各派为了保住中共的统治，而达成的一致，就是不允许再让民间观看和评论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最近海外对温家宝本人和胡、温的攻击明显加强，显然这一点就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周永康以及整个江派的所为，或者江派残余剩下的一些人的所为。从长期来看的话，中共内部权力的再分配、派系的重组，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的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以及统治合法性危机等等，只会通过这一次重庆事件加重而不可能减轻。不仅仅是针对民众的所谓“维稳”成了大问题，它自己内部的大规模的动荡也会愈演愈烈，这个趋势基本上可以是肯定的。而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又和这次重庆危机的解决方案紧密相关。因为重庆危机现在并没有解决，就是最最起码的连王立军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出来，不要说薄熙来了，更不要说跟他这个系统往上牵涉到的周永康。

我们今天就把目前的形势进行一次分析，这个分析只做客观的分析，就是现在事实做一些分析，我认为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走向。

不动体制能做什么

第一个走向是，不动现有的体制能够做什么，这个走向是最具有可行性的，而且它的效果立刻就可以看到。它的问题是没有解决这件事情的根本，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宜之计。当然，即使是权宜之计的话，要实行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件事情上，我们以前谈过，它是从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到江泽民整个这一条线的。在这个系统当中，江本人在这一场撼动中国政坛的大地震当中，到现在都一声不吭，也没有露面，这个非常不符合他的性格。最后还要搞一个什么黄丽满出来给他编一个谎，说在他家里写大字。如果说他还能在家里写大字的话，至少会给他拍张照片登出来，用某种方式露出来。只让一个黄丽满出来这么说的话，足以证明，要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丧失权力了，没有资格再出面或者是拿一张照片出面；或者说他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都处于丧失功能的状态，除了他是一个符号以外什么都不是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不考虑他的存在。

薄熙来在这个派系当中，他主要起的是一个门面和形象的作用。就是说由于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他对某一部分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普通民众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他起的作用。但是他在中央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就是说如果当时他和周永康的计划得逞的话，会有中间派和骑墙派倒向他，就和当初一些权贵纷纷跑到重庆去参观学习捧场一样。但是现在他一旦倒下，立刻就树倒猢狲散。就是连他涉嫌资助的司马南都吓得不敢出头了。

这一派真正有实力的是在周永康的政法委的这个系统。第一个走向比较实际的，就是选择政法委系统的要害出手。这个不需要改变理论，不需要改变制度，就是用现有的法律去执行就可以了。

这里有很多选项，我就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你可以选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比如说高智晟律师，因为对高智晟律师的迫害是周永康一手制造的。高智晟律师被迫害的起因是给最高当局包括给胡温写信，他的启动因素就超出了他后来在被迫害的这个北京市的范围。尽管由于他在北京一直是由北京的国保出面充当打手。但是判刑并不是北京国保的权力范围，而判三缓五到了缓刑最后时刻，又再次收监的话，更是超过了北京市中院的想像力。五年了，他怎么可能想到还有这么一个案子在？所以即使是高智晟律师在北京整个期间，对他的迫害至少是北京市政法委所为。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更高，因为判刑执行到了新疆沙雅以后，不让亲人会见，那就不是北京市政法委的力量可以达到的，也不是公安部的力量或者最高法院的权力可以达到的，因为监狱是归司法部管的，只有周永康和他的中央政法委有这个权力和这个动机，把手伸到新疆去。

如果这时候能够做一个举动，就是释放高智晟，因为对他的判刑本身是非法的，所以只要重新审理就可以释放高智晟。这一做就可以既打击了周永康，又摆脱在迫害高智晟律师当中，胡、温涉嫌因为高给自己写信而报复的这种干系。而且它对整个国内的维权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和国际社会都有一个交代，所以他至少是一石二鸟或者甚至一石三鸟。这是一种选择，选象征意义的。

另外就是选民愤最大的来动手，比如说劳教制度，可以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取消劳教制度关闭劳教所。劳教制度在中国的争议是最大的，无论是在法律界、学术界和社会各个阶层，都是长期呼吁要取消它，而得不到结果。为什么它可以去实行呢，就是为什么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劳教制度在中国的现行法律和现行宪法当中，它是没有位置的，它只是国务院转发的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制定的一个叫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按照中国的法律就是新的取代旧的。它实际上实行的是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它只是国务院的一纸转发通知，连国务院的行政命令都不是。因此动它，从法律上看的话它不需要召开人大，不需要改变现行的法律，它完全是国务院行政命令的权限。

如果能够取消劳教制度，既争取到民心，又重重的打击中央政法委和周永康。这是举两个例子。这方面可能的选项，其实相当的多。只要找到现行的跟政法委和周永康有关的事件当中，在法律方面最容易实施的就可以去做。当然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阻力，但是它的难度要远远小于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

能否彻底清除薄周江势力

第二个走向就是，彻底清除薄、周、江的势力。这里我们不来讨论技术问题，就是如何去做，因为中共内部有的是这种权力斗争的高手，在斗争手段上和斗争的方式上面，包括对外迫害民众的所谓政治运动，和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中共在这方面是无出其右者，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讨论技术问题。主要的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就是说要师出有名。就是说去清除它的势力，要拿出一个理由来，在这个理由当中，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对薄熙来的定性。

这有几种定性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仅仅涉及到它的家人的腐败案处理不当和王立军翻脸发生冲突。这个就是根据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内部传达文件的这种试探。按照《纽约时报》张彦的文章，张彦就是Ian Johnson，原来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现在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就谈到这个“内部所谓传达的文件”是一种试探，采用的就是这种处理方式。

网上各种放风也有这种处理的不同版本，包括最近传说现在证明是薄熙来家密友的英国人海伍德。这个把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冲突，解释成是由于调查海伍德的死因的时候发生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把所有的问题限制在薄熙来，到薄熙来为止了。但这种说法很难以服众，就说它实际上用的是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老套路，也就是说沿用对陈希同、陈良宇的处理方法。

这种方法它也没有办法向薄熙来滥权的受害者进行交代。这里包括在重庆打黑的时候，被指控为黑社会，但是没有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而被判有罪以致于判死刑的、而且执行了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律师、媒体人。这里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李庄，有重庆的原来新闻记者高应朴，他的妻子在星期五向中国维权网证实说，高应朴确实是在2010年7月份被重庆警方抓走的，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3年。他实际上是因为在自己的QQ空间写过几篇日记，对重庆的打黑提出批评，结果就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判了3年。现在已经服刑一年半了。

另外还有重庆著名的《一坨屎》劳教案的方洪，他的网名叫方竹笋，被劳教；他的儿子方迪被失踪了。还有就是民营企业家李俊，财产被侵吞，家人二、三十个人被判刑。还有樊奇航被刑讯逼供，最后被处决。这一系列案子，如果说把薄熙来的案子局限在处理家人的腐败不当的话，这些案子都没有办法交代，而这些案子随时都是可以引爆的定时炸弹。这是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个难处。

第二个难处，是后患无穷。因为薄熙来和陈希同、陈良宇不一样，二陈从来就没有成为某种势力的象征。而这个被薄熙来唱红打黑聚集起来的毛派势力，党内外的左派力量，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可以通过毛式的强势人物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不公的弱势民众。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用腐败的指控所起到的效果是很小的。如果是仅仅指控在腐败的话，甚至本身都无法阻止薄熙来的卷土重来。因为一旦政治气候合适，最高层有人支持的话，是很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种处理方法，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的实质还是抱着炸弹击鼓传花。更糟糕的是，高层权力斗争的恶斗已经开始了，而且已经全面曝光在国内和国际上，却不去处理不去面对，它的后果要比事情没有曝光之前的击鼓传花严重的多。这等于就是说，公开的表示自己不作为，造成前功尽弃。所以这个定性实际上并不在我们讨论的三种不同的走向之内，因为这个连策略都不是。

这里就牵涉到第二种定性：阴谋篡权。这个定性，它比单纯腐败的指控要进了一步。因为单纯腐败是一个人，而定性阴谋的话，就不只一个人。薄熙来的家属不在政界混，不可能说家里两个人来策划一个阴谋。要阴谋的话，就不止一个人。而做为一个地方势力，地方谋反起兵的可能性极小，它必须要和中央高层的某个人联合策划，才有阴谋篡权这一说。因此如果要这样定性的话，牵涉到的至少就有周永康。

如果这样的定性的话，就可以一举把周永康拿下来，对于胡、温和其它主张积极处理薄熙来的常委，就免除了后顾之忧，也就有了比较合理的理由，因为毕竟这个阴谋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它既针对了现任的胡、温，也针对了将在十八大的接任的习、李。

这个定性有它自己的问题，这是由中共内在的矛盾决定的，在中共的系统里面很难解决，因为中共自己本身就至少存在两个有关合法性的问题。一个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中共夺取政权，它是属于胜王败寇，在中国的历史上这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历代王朝一旦建立以后，它立刻就要承认它的君权神授，就是属于天意，另外它还要休生养息，鼓励人民生产，减轻人民负担。而现代社会它就把自己的合法性交给选民的选票。中共它既不承认君权神授，还要不停的折腾，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表现出来要通过选票建立合法性的意愿。因此它从来就没有建立过统治的合法性，这中共自己的合法性。

第二个是中共领导人接班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中共没有解决过，每一次政权移交，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到现在至少有这么几种模式曾经存在过，一种是指定，就是毛泽东指定华国峰，邓小平指定江泽民。还有一个隔代指定，就是邓小平指定胡锦涛。还有一种就是政变，或者是类似政变的方法。比如说，华国峰的下台，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的下台。还有一种就是黑箱内的妥协产物，就是现在将要在十八大的习、李配，实际上是这种内部的妥协产物。当然现在十八大还没有开还没有最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自己有两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用阴谋篡权的罪名它可能引起麻烦可能也会很大，当然这里所说的这几种走向，它都有自己的麻烦。

第三种指控可能可以使用的，就是说薄熙来企图复辟文革，也就是说去公开批判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这一点其实中共到现在还没有做，只是说限制薄的势力，而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这个本身就是中共理论体系存在的内在的问题，文革研究到现在都是禁区，因为它涉及到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问题，文革它只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只要不去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思想，文革思维当然不是文革运动本身，文革思维在党的理论体系当中就是合法的。

文革也没有办法跟文革前的17年分开来，因为文革它本身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它只是中共的理论和中共的思想在一个时期的极端表现而己，这也是江系组织反击的基础。像3月29日，重庆组织600多名政法干警参加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专题报告会”，就去学习“红岩魂”，传承“红岩精神”，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如果用这种指控的话，当然它是打到了薄熙来的要害，而且打黑的模式就必然指向政法委。在这几个不同的指控当中，这个指控是最有效的，也是容易一举清除大部分的祸根。这一种定性它的影响会很深远，要远远超过薄熙来、周永康甚至超出所谓江、胡斗。

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二种走向，它必须解决的是对薄熙来的定性，这个本身就是个大难题，刚才说了把定性限制在王立军和薄熙来，这个连策略都算不上，至少要把它定性成阴谋篡权，就像《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的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领馆的材料里面所说，薄熙来和周永康联手阻止习近平在十八大顺利接班，只有这样定性才可能把薄熙来的后台周永康曝光，以致于定罪。

当然也可以从重庆的黑打入手，因为一方面薄熙来说了，重庆的打黑是在政法委协调下进行的。另外一方面政法委也要对全国各地司法系统全面的违法负大部分责任。从重庆入手的话，就是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去追究周永康及其政法委的违法行为。当然这两者都会触动中共，但是中共统治的危机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来自于司法部不公和维稳机制的这些利益集团，就是政法委的这个维稳机制不断制造出来新的矛盾，以便让政法委能够得到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的后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就不能够不可能避开政法委这个系统。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路

第三个可能的走向就是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路。我们刚才谈到上面的走向一和走向二，都会碰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中共自身，在谈到走向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讨论一下关于政改的问题。在2010年的时候政改很热闹的讨论过一阵子，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疾而终。那时候我做过两次节目讨论，因为今年两会政改再次成为话题，所以有必要我们再回顾一下。

对于外界来说，尤其国外他们所说的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个有没有？就是按照常规划分的话，改革应该是分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大类。如果我们谈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话，其实关键问题并不在谁是改革派，因为今天所有的权力集团，就包括薄熙来在内，都是所谓的改革派，他们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为经济改革嘛，无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和松绑，到后来就变成了发展是硬道理，再具体化就具体化成了GDP是硬道理。即使是唱红，在重庆，薄熙来也是要以GDP的发展速度超过全国来证明他唱红的正确性的，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否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的要素，实际上他也在用这些东西。我的观点是，至少在中共的权力集团里面，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没有人不是改革派的。

那么就要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说是一直伴随着经济改革在进行的，然而中共从来就没有给政治体制改革下过清晰的定义，很多属于机构调整的都算作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也没有指导性的文件。因为没有这些定论，所以只好由一些御用文人到领导讲话里面、到文件的字里行间去找，拼凑起来说这就是中国的政改的实践。

就像中央党校王怀超，他在2003年写过一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他就把政改分成了四个阶段，叫作初步探索阶段，全面部署阶段，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归纳起来四个阶段一句话，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做。

中共所说的政改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调整，最终的目的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这就是真正的政改的实质。

在世界上各种政治体制最终都可以归入两大类，一类是民主政体，一类是独裁政体。而独裁政体又以共产党的独裁是最为极端的，包括北朝鲜和中国大陆。这里没有一个中间形式可以长期存在的，如果有一个中间形式的话，它也只是短暂的过渡。

中共的政改它就是一个幻象，就是让人家觉得可能建立一个长期的中间状态，就是不改变中共的统治，不改变独裁统治，而又有一定程度的空间可以让大家觉得政治体制已经不是独裁状态。

中间状态其实是一种不稳定状态，它很快的不是回到独裁，就是真正过渡到民主。所以政治体制要动的话，真正要动的话，我们不把它叫作改革，它要动一动，真正的动，就必然牵涉到开放党禁、报禁，牵涉到集社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动摇中共的统治。而中共是一个连行政官员都不是的村长和村委会的选举搞了几十年，还不能够自由进行，中共还是要不停的去操控，怎么可能在其它的领域指望它改什么呢？

所以我们说，政改是不可为的，中共是不可救的，救党和救国是矛盾的，绝对不可能兼得。政改的不可为，不是去政改的人的错，而是政改本身的矛盾和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与其谈政改，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就像上述分析当中所说可以选择的三个走向。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