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亡现场中共高层的表演

文革烧日记和写回忆录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

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后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于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

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

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

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

此后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湮没无存，于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

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

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后，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于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后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

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

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于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事情”，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

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

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李志绥医生说。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著。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祇。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 --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

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老挝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著 “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像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于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于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 “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著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于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于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著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于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

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于这位叱吒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著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著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这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像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饲说些什么。张耀饲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著：“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