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前无古人”的诗词是怎样炼成的

毛泽东的标准像被做成像貌堂堂，王者气象，但其本人则是脸色灰黯而黄，脸上有几个肉堆，牙齿全黑，背微驼，直如古庙塑造的判官，和相片上判若二人。可以肯定，照相时多方选择角度，洗晒时又做了许多加工手脚，所以看来好看，并不反映实际，这一点，摄影工作人员非常清楚，他们多能化腐朽为神奇。

毛泽东的诗词也一如其标准相。一九四九年以前，毛诗词在社会传诵的只是《长征．七律》和《沁园春．咏雪》两三首，有些人读后好奇地赞美它新奇，有些人并不欣赏，共产党“左翼”文坛旗手鲁迅所下评语亦未推崇，说是“山大王的诗”。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以主席之尊，陆续发表诗词，于是，一帮闲客交相赞誉，说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其实，毛诗词正如毛相片一样，大多是后来经过他人艺术加工的假货。

毛泽东读过六年私塾，学做古文旧诗，后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和数学等等，次次考不及格，全吃零蛋，他的国文也不是全班最好的第一个，只能说是八九个好的中间的一个。老师除黎锦熙、杨昌济、方维夏、徐特立等外，有几个老先生很能吟诗作词，每年组织学生到岳麓山、橘子洲等名胜地方游览，都要大家吟咏一番，毛泽东算是一个活跃的。后来，毛泽东投靠苏联，带一帮二流子落草井冈山，再从江西逃窜陕北，难带诗书随行，难有闲情写诗。《长征．七律》也是到陕北以后才写出来的。抗日战争打响，毛泽东躲在延安和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等作旧诗看京剧，如王实味指出的，“歌啭玉堂春，舞翻金莲步”。毛泽东还拋弃妻子玩戏子，选纳蓝苹。在诗词方面，毛有什么作品，都请董必武、谢觉哉参与修改，有时还请益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秘书，非常虚心，不耻下问，这种不耻当是他的作品和权力得以成就的原因。现在，毛诗词的定稿和原稿之间到底有多大出入，当然无从知道，但是，现在刊定的诗稿如《长征．七律》“金沙水拍”原作“浪拍”，《沁园春．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试”字也是最后确立的，其它“还多有讹误”。胡乔木说《沁园春．雪》为他所作，与毛泽东争著作权，到底是谁作谁改，外人无从得知，大有可能是毛先作，胡乔木后更改补充，最后毛据为己有，胡乔木亦无法相争。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毛泽东有些诗词谱成歌曲在全国播放﹔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武斗期间，各战斗队竞相用毛一些诗句做战斗队的名称，为“换新天”队、“征腐恶”队、“风景这边独好”队、“从头越”队等等。有人因为把《毛泽东诗词选集》放在睡床的席下，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人因为折损其中的字句而被判刑。在中国大陆，至今不见文学评论界对毛诗词做过贬语，这就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对毛诗词做周详的研究，做实事求是的评判。

中共搞黑箱作业，毛诗词也是看政治需要才拋出一些。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发表十八首，是毛诗词公开发表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一九六三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一书，收诗词三十七首﹔一九七六年再版，收诗刊三十九首﹔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毛死十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出版《毛泽东诗词选》，共收诗词五十首，分正、副编，都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因为这些作品写作时间前后相距近五十年，有些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据说作者生前都已记不清楚，有些较晚作品的写作过程，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不清楚。现在海外做毛诗词的去伪存真工作，倍感困难，最多只能根据民间传说和报刊资料详细对比考据，作出判断。

如一首咏蛙诗，在韶山毛故居作为毛少年作品展出，后经人查出该诗原是清末安徽名士程正鹄的作品，由毛拈来改了两句，变成他的作品。还有，《送纵宇一郎东行．七古》一首，说是毛一九一八年所作，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党史研究资料》第十期，是毛死后三年以后的事，提供这诗的，是罗章龙──毛早在一九一八年前的好友，后来分手成为政敌。当罗章龙的《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时）》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时，北京文艺界一些旧诗词爱好者，即怀疑该诗词为罗章龙所作，曾去电《党史研究资料》调查并无毛的亲笔，因而怀疑滋甚。

《沁园春．长沙》一首，号称绝唱。毛自称“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应该是想到这首词才有这种自负。但是，北京文艺界一个旧诗词爱好者对毛的少年朋友作了多方调查，发现这首词的原作和公开发表的稍为不同，兹收该词原作记录于下：

“肃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欢歌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据说此是毛泽东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二一年间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和橘子洲头，大家所作的联句，经几个诗词造诣深的老师修改而成。毛泽东后来和一些朋友重游湘江、岳麓山、橘子洲头时念过。三十年代，萧三在陕北获得此词，当是毛泽东提供的。但已改“肃立”为“独立”，改“欢歌”为“偕来”。此词整套功力上和风格上和毛泽东先后所作词迥异，其著作权，为词学界所怀疑，但大陆知情人慑于毛的权势，不敢提出异议。

但是我们用一些旁证可看出其中确有不少问题。

第一：《毛泽东诗词选集》刊明该词是一九二五年作，查当年八月，毛泽东即由湖南启程往广州，九月到达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十月被汪精卫推荐代理宣传部长。按新历八月当为旧历六月，湖南一带的气候尚未降霜，何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第二：毛泽东当时已为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在国民党的地位也不算低，怎会像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那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第三：如果毛泽东当年八月在湖南长沙有此佳作，九月份到了广州大有可能录呈在广州的林伯渠、柳亚子、郭沫若等人欣赏，作为“粤海饮茶”的谈资，可见毛泽东当时还不敢公然把此词的著作权全部占为己有。

第四：到了陕北以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做为己作公开于世，直到萧三在延安将它录出来发表，才在一九五七年收录于《诗刊》发表，其中蹊跷，明眼人一推即可全知。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坐上了北京龙庭，没有立即发表自己的佳作，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收录十八首发表于《诗刊》，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谨慎，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和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当非谦语。

可见，毛初坐龙庭时，十八首诗词中有许多首根本没有写好，或没有改好，所以最初不敢贸然发表。但进到北京坐稳龙庭以后，毫无疑问，毛泽东会有空余时间读诗、写诗和改诗，又和许多著名文人学士交流写诗经验，听说他和柳亚子最初唱和时，也是表现非常虚心，要柳亚子收他的诗稿鉴定之后，他才拿给其它人看。除柳亚子外，毛泽东也请郭沫若经常改诗，后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他把“诗二首”，“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据说郭沫若在修改毛泽东所作诗词时，常常先是极口赞美，然后通过吟诵将自己修改意见沉吟数次，让毛泽东听到加以采用。只有很早就和毛泽东熟悉的章士钊知道毛泽东的根底浅薄，多是看了之后点点头，附和几句，再通过其它人将自己的意见转告毛泽东。

计算起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共计八年时间，所收诗稿多是描写江西游击战争和长征路上的遭遇，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今天，我们从他的诗题和诗词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诗词多是后来补作的，十八首诗的许多首，属于“倒填年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说，井冈山游击战争前后的诗词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写的。

何以见得？我们看《菩萨蛮．黄鹤楼》注明是一九二七年写的，其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注称“一线”是指“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和以北的京汉铁路”！而事实是，一九二七年的粤汉铁路，还没有修成一线。又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而事实上内战规模不大，双方少用旌旗鼓角，这种不顾事实的描绘，只能说因为“倒填年月”的方便。又如“战地黄花分外香”，“风展红旗如画”，作者在战斗中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去尝画品香？再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注明作于一九四九年，可是一九五七年不放到《诗刊》上发表，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收入《毛泽东诗词》，可以肯定也是后来“倒填年月”补作的，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冠，不楞沽名学霸王”二句，十多年后才改为“不可”。还有多次补充的作品，如《清平乐．蒋桂战争》，写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和桂系的战争，不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的《诗刊》而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三年﹔《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写的是一九三零年的事，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二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写于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事，发表时间相隔三十一年﹔《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写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事，发表时间亦相隔三十一年。凡此种种，极为可疑。

另一些作品从创作到发表的时间较短，推敲不够或修改人不敢尽情提意见，诸多原因局外人不尽知晓，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写，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发表，最初“千村霹雳”，后改为“千村薜荔”，注释此说是形容村落荒凉，如是前者，只能解释为“人遗矢”像“霹雳”那样响，改为后者，那末家家种有常绿藤本植物，亦能形容绿化悠雅，不必和荒凉联系来解。“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和牛郎扯在一起，已属勉强，而牛郎问瘟神，又怎会一样悲欢？第二首“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联，即使把自然界拟人化，怎么能得出“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一联，是同义语，有一句即可，真有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有什么用。

《七律．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刊，中间相隔四年，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遍地英雄下夕烟”，整句连贯生硬，作者不知农民有多辛苦？他们一天最多八个工分，一个工分最多五六分钱，毛竟然在别人的痛苦上陶醉！《七律．登庐山》，一九五九年七月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刊出，相隔四年“热风吹雨洒江天”对“冷眼向洋看世界”亦属勉强，只能解释为作者在清凉的庐山中想到有热风吹雨，下联“云横九派浮黄鹤”对“浪下三吴起白烟”，试问，浪下怎会起白烟？对此注释者不敢注释，许多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总的来说，毛泽东的诗词有不少语句是勉强凑数的，其中有些是词费，可要可不要，有些是隐晦，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要转弯抹角才能解得通，并完全缺乏诗意。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硬颈称英雄，如《念奴娇．井岗山．一九六五年五月作》，其中“独有豪情，天际照明月，风雷磅礡”，读者知道豪情可以和风雷联系起来，但明月插在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其它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月九日作》，有“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云水怒”，“风雷激”等，都属于这一类硬着颈子说大话的诗词。这些缺点的造成，最大的原因是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除了毛泽东指定郭沫若提意见之外，其它人已噤若寒蝉，不敢提意见，以致毛泽东发表时诗作水平日益下降。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就在国内肆无忌惮的搞个人迷信，由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毛泽东捧到马列主义的顶峰，其声势比一场迅雷霹雳暴风骤雨更使人害怕，当时群氓耸惧，万簌失声，对毛泽东本人天威咫尺，对毛泽东著作奉为无上之宝，出现许多读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毛主席诗词》有毛泽东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也曾掀起一片赞扬之声，誉为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强者，其实，和毛泽东过去的许多作品一样，许多句子仍是类似标语口号，毫无诗味，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而《七律．答友人》，“红霞万朵百重衣”，其用意到底要说明什么，使人大费猜测。其中“红霞”说是意指“芙蓉花”，但“红霞”能用“朵”来计数，谁道有一朵一朵的“红霞”吗？
“百重衣”上接“红霞”，又说明什么？还有“长岛人歌动地诗”，注释者说：“长沙橘子洲（见《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注），代指长沙，可是《沁园春．长沙》并没有注明长沙即长岛，从古以来也没有定橘子洲名为长岛，只是作者为对偶上句的“洞庭”而生造的，即使有特权可以这样生造，但”动地诗“其意何在？迄今没有看到毛诗的注释和赞颂者详细的解释。照《毛泽东诗词选》收录的数目来看，一九四九年以前，毛泽东在战争的万忙中写出那么多诗，为什么一九四九年后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末，共计二十多年却写得那么少，其中原因可能是自己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是位尊权大，羞于向一般人请教，也可能是写好之后，觉得难登大雅之门，随即撕毁。

现在人们知道的是关于田家英的文章中，说毛写了一首《咏贾谊》丢在字纸篓里，被田家英捡回，毛拿去看了又看，说“写得还可以。”要田家英收录，不知道此诗是什么原因至今未曾发表。

据田家英收录的全诗看来，其中如：“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空白泪罗步尘埃”，显然不够通顺易解，现在抄录唐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来对比刘诗是：“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即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两相对比，一高一低，显而易见。看来毛“可以”的标准是太低太低了。毛写给胡乔木的信，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为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说明他还有自知之明，并不敢接受抬轿客赶马公那样的吹棒。为了保住自己的诗人桂冠，他前期旧诗词多请帮闲修改补充，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平生好学，这不是坏事，也可以说是他从一个小学教师成为“人民政府主席”的内在条件之一。本来只要他不做亏心事，好好完成他的本职任务，即使不会吟诗填词，人民照样尊崇他，可从他造反起家以后，四五十年，经他的手害死、杀死、斗死、逼死、饿死、不得善终的人，累累不可胜计。有人估计是七千万人到一亿之谱，当然包括他的朋友从富田事件的红军和五九年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在内。

毛的文艺思想主张政治挂帅，所以他诗词中政治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正忙”﹔“百万工农齐踊跃”﹔“前头捉了张辉瓒”﹔“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横扫千军如卷席”﹔“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雠”﹔“军号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在组织这些句子时，他确实化了许多脑筋，尽了所有的努力，他的诗词修改者也为他寻找许多其它词句来搀和配合，使它有机结合成为一首诗成一首词，后来这种标语式的革命口号竟然在大陆蔚成风气，似乎变成一种诗学的流派，不可一世。文革中，湖南道县一群民兵和革命小将，就是这样边唱毛诗词，边用斧头柴刀砍死数万人民。

今年是毛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六十一周年，北京组织文艺人员聚会，出版专集纪念，我们检查这六十多年来中共统治地区的文艺作品,留下来的只是使人哭笑不得的东西。

《毛诗词》出版了五千万册以上，这些稿费为他个人私有，用于请客或赏赐江青、张玉凤等身上。看得人多，销路又广，照齐、梁诗学评论家钟嵘的上、中、下三品标准，应属于上品。可是，毛崇拜的魏武帝曹操被列为下品，在重视“其源出于”某某的钟嵘看来，毛诗词评不上优质。

令人费解的是毛平生主张造反有理，要冲决传统文化的一切纲罗，古物古书在他眼里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词源》、《词海》、《说文解字》，和唐诗、宋词等书籍都要付之一炬，可是他自己用旧形式写得诗词，却要人奉为红宝书，连续几十万册的再版。他写的旧诗词还遵奉旧诗的老法度，要求律诗讲平仄，正经八儿的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他的一些诗词平仄不协，不是他不愿讲，而是他做诗的功力不济，没有更好的词汇去替换协韵。在旧诗词创作上，除加入标语口号词句外，完全没有反潮流的独创精神，有时套用别人的现成句子，脱不了仿真的习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即来自唐人张沁《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温庭筠：《苏武庙》：“空向秋波哭逝川”。李贺：“雄鸡一唱天下白”，毛泽东改用为“一唱雄鸡天下白”﹔万俟咏《忆秦娥》，“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泽东抄用全句﹔李白：“我欲因之梦胡越”，毛用为“我欲因之梦寥廓”，“记得当年草上飞”全句，毛袭用黄巢《题像诗》。

需要特别声明的：旧诗界袭用前人诗句的做法，并不犯规。问题是毛这样做与他一贯反潮流的精神大相径庭，才使人觉得奇怪。中国旧诗传承时间久远，出过许多伟大的诗人，其诗作传诵千古。宋代以后出现集句形式，是将不同诗人或同一诗人的名句凑合起来成为一诗，读来不逊于原诗，甚至胜过原诗。据说，王安石和文天祥都是集句的能手。集句这种形式说明旧诗遗产丰厚，也启缫袭他人诗句的方便之门。特别是旧诗遗产丰厚，出现许多陈陈相因的现成套话。一些剽窃能手只要把那些现成套话串通起来即可成诗。在毛诗词里，这些现成套话也不算少，如“分外香”，“天高云淡”，“西风烈”，“只等闲”，“望断南飞雁”，“白浪滔天”，“萧瑟秋风”，“郁郁葱葱”，“惊回首”，“雨后斜阳”，“霜天烂漫”，“风雪迷漫”，“白云飞”，“下翠微”，“一时稀”等等，在《诗韵集成》、《诗韵合壁》、《诗谱》等指导作诗填词的书籍里俯拾即是。毛袭用这些现成的语句来写战争环境，这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战争是危事凶事，战争中血肉横飞，战争双方互有死伤，如果有人面对战争的死伤创痛，面对战争的惨重破坏，独自一人在那里吟“战地黄花分外香”、“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人们不说他无人性，就会说他发神经。自然，事后补写也是作者的自由。

鲁迅写旧诗也写新诗，周恩来也一样，直到现在没有听过毛泽东写过新诗，这说明毛对旧诗的好迷恋执着超过别人，这是什么样原因呢？经过一番研究，多方面思考，认为这和毛本人的素养有关。毛的诗词和黄巢“反诗”大体类似，如：“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试看天下谁能敌，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高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都属这一类讲大话，吹牛皮的毫言壮语。黄巢“通书记”，年青时的野心以及“寡人有疾”（好色）等等，与毛十分相似。他们也都是吐豪语，说大话，硬颈称雄，不会暴露自己见不得的隐私。

幸而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讯息灵通，有各方面的资料参考对证，我们可以在正反不同的报导记载里看出症结所在。毛泽东崇法黜孔，批林还要批孔，一个大学教授提倡“学而时习之”，曾受到批判斗争。可是毛自己口不离孔子，用于诗歌上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还不是自己可以放火，别人不能点灯？在毛统治时期一般干部正当谈爱说情，要受批评，甚至受政治虐待，而毛自己在延安时曾经写过许多诗歌给“交谊舞明星”吴莉莉，一九二零年冬天写信给杨开慧的《虞美人》词，没有附在诗词选集出版，可能是因其上下阕有过肉麻的描写﹔《卜算子．咏梅》，说梅作为革命象征的解释不免牵强附会，经李志绥医生指出他是为安慰弃置许久的情妇（该情妇曾寄陆游：《卜算子．咏梅》词来）写的，这就可以解答他何以忽然要“和”陆游这首词，词中措词造句的安排亦可以得到合情合理解答来。这说明毛的淫荡虚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上为革命为人民，骨子里男盗女娼。他一生奸污妇女不计其数，如晚年身边侍女孟锦云，小他五十二岁，曾是空军文工团员，孟锦云十五岁时和毛跳舞得以行淫，一个时期毛爱她不忘，几年后孟锦云因泄漏毛宫内事，被关押劳改五年，出狱后去找毛援救，毛要汪东兴给孟锦云平反，调为毛身前秘书，后来毛叫孟锦云为“孟夫子”，人们以为这是毛随和不摆架子，但是读过李白：“《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就知道毛这样“叫”是一种爱称、戏称、匿称，他通过叫名在和孟锦云调情。

由此种种事实，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人的实底，诗词上豪情万丈，大话连篇，私下荒诞无耻。从诗词反映的角度来看，毛和黄巢等人一样自我膨胀，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坐稳红朝二十七年？袁世凯曾经做过八十二天洪宪皇帝，以失败告终，毛知道自己终不能称帝。毛的勤务员权延赤写的《历史的暗角》，说毛泽东直言不讳，称自己是马列主义加暴君，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是借马列之皮，执暴君之法的大暴君。的确，马列主义和帝王专制是同类性质的东西，毛泽东崇拜暴君，也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事实证明：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得到国外苏共和各国共产党的的军事援助，所以胜过黄巢。在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得到苏军在东北掳获的轻重武器长驱入关，这是黄巢想象不到的，如果黄巢和毛泽东易时易地而处，同样能够成为“人民政府主席”。

深入一层，为通过毛诗词了解其思想实质，不妨拿出几首做具体解剖：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曰，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诗被许多人誉为构思奇特，气魄雄伟，千古绝唱。胡乔木临死时争过它的著作权，但胡乔木发表的诗词沉郁而不流畅，遗词造句很少诗味，大有可能是毛泽东写成初稿由胡乔木加工修改，实非全由胡乔木所作。在写作前毛泽东看过唐人岑参的《白雪歌》，在设想、构造意境上面有所参详取舍，但艺术描写远远不及岑参的细腻、深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从直觉的惊讶可以理解，从字面来看，使人容易想到冰封的千里，雪飘的是万里，万里减千里，还有九千里地方无雪飘，不及岑参诗那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黎花开”，使人想象下去就觉得形容细致。毛诗的“千里”、“万里”是平行的，岑参的“千树”、“万树”是“递进”的。花开由千到万，而冰封千里，雪飘万里，就难以令人接受。大河被冰所封，失去滔滔，和长城内外一样惟余莽莽，将大河和长城分开来写，不免割裂形象。“山舞”、“原驰”，如果是坐在颠簸不停的车上，可以看成这样，如苏东坡：《江上看山》诗云：“船上看山如走马”，那是船上错觉，山动如走马，而受冰封雪压的“山”和“原”应亦惟余莽莽，怎会舞会驰呢？蛇爬而象步，不用放大镜看，万不能“欲与天公试比高”！晴日的阳光经白雪反映，一般不会变成红色，“红装素裹”的联想，有一半落空。“折腰”一词的原义是“卑躬屈节”，毛说“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为江山折腰算是什么样的英雄，而用“无数”二字，也是不确切的。旧诗词允许超现实的构想，也允许重文叠字，但文字构思和意境构成要脉络分明，妙趣天成，如果经不起盘问，经不起品味，不能算为上乘。“白发三千丈”不下接“愁”字，“明镜见秋霜”如无“镜”字，都有会使人联想落空。看来，毛泽东的咏雪词也是一种八宝楼台，“折下来不成片断”。该词下阕议论更多，的确，毛泽东在发狂乱“吼”，也有可能是毛泽东没有看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的诗，没有见过唐太宗的书法，不知道汉、唐文化的盛况，才会下“略输”、“稍逊”那样不顾历史事实的字眼。更有可能是他生性狂妄，为了行文吟咏方便，根本不把别人的成就放在眼里，以为加“略”加“逊”可以减轻自己的错误，但信口开河，总不是一种美德，而把毛泽东的无知的狂妄棒到九天之上去顶礼崇拜，那又是怎样的行为呢？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逢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鸠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用词不当，对仗不工，有许多问题。作者将自己和罗荣桓都划入“草上飞”一类人物，彼此常有不同意见争执。联系下联“长征”和“战锦”，注者说相违的是和林彪之间的争执。为什么在吊罗荣桓的时候，把林彪的错误提出来放在“每逢违”之下，使未看注释的人，很容易误会是罗荣桓与毛泽东相违，这在字面上显然是犯了交待不清的错误。第三联“斥鸠”、“昆鸡”，二句意义相同，是林彪在“欺”、“笑”罗荣桓，还是罗荣桓在“欺”、“笑”毛泽东呢？脉络亦属不明。在吊罗荣桓的时候，应该将罗荣桓的模范事迹突出地写出来，正面赞美他在长征和“战锦”中的功绩，不能用毛泽东诗中现在所用的词句，使人误会，这是措辞不当。按罗荣桓死的时候，林彪正在卖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不至于对林彪如此切齿痛恨，连追悼罗荣桓场合都不放过机会去鞭打林彪。最后二句大有王者器度，对看大臣去世时际，想起江山社稷的危难大事，满幅君临天下的神气，满腔君王哭将相的口气，这二句做为京剧台辞来唱，倒不失韵味，但却是一首失败之作。连六十分也打不上。

《念奴娇．鸟儿问答》一九六五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自己“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相当自负，可是这首诗就深受世人非笑，除“不须放屁”那样的不洁之语刺耳以外，把自己比做鲲鹏，而把苏联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等比做“蓬间雀”，这就失去为人的起码忠厚之道。而《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一词：“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那个“鲲鹏”要做贬义才解得通。自然这首诗里的鲲鹏要做褒义解，一褒一贬，都由毛泽东个人自我作古，不知谁授权给他。这褒义鲲鹏扶摇羊角到九万里高，当然很了不起，“朝下看”，看见了“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无动于衷。反而是蓬间雀觉得“怎么得了”，于是想办法“订了三家条约”，人民“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鲲鹏看到这情景，骂雀儿“不须放屁”，因为它要的是“天翻地覆”，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根本算不了什么。做为普通老百姓，想过安居乐业和平劳动的生活，他们是接受褒义的鲲鹏好，还是接受雀儿好？鲲鹏那样喜欢“天翻地覆”，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国内杀、关、管、斗、批，在国外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惜打一场原子战争，让中国人民死一半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恶魔在狂叫，痴人在梦呓吗？那里有一点正常人的心理。就词论词，也没有一点词的味道。“扶摇羊角”上加“翻动”，应成什么形象？毛泽东满以为写了这词就会把修正主义骂倒，全世界的殖民地人民，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会跟着他这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起来造反，立即“天翻地覆”，可惜事与愿违，他到死也没有看到那样的“天翻地覆”，自己反倒变节，通过犹太人基辛格的拉皮条，被迫投降了“美帝”头子尼克松。

毛泽东的诗词高明吗？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他的诗词“前无古人”，那就是说他错得离谱以致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