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东任政协主席前的凶兆
在中国大陆，“自焚”是极具特殊含义的词汇，它首先让人想到十年前发生的“法轮功信徒”天安门自焚事件。随后，就是弱势群体为对抗强拆而采取的极端对抗行为，以自焚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作为一把伪火已经被国际媒体所揭露，然而那有类纳粹国会纵火的神秘事件，还有许多细节等待历史真相的还原。尽管它已经为国人所淡忘，但北京当局以大批判形式告诉国人一个极为重要的新信息──藏僧自焚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又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的新焦点。
北京对藏工作机构大调整
中共最高层设有“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现任组长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从中共十七大到现在，该小组已经做了三次人员调整。第一次是十七大开完后，周永康进常委，接任公安部长的孟建柱代周成为该小组成员，类似的情况还有杜青林接任刘延东、张平接任马凯等。第二次是武警司令吴双战任届期满，由王建平接任，而武警司令进入该小组始自吴双战在○八年三月与杜青林、张平二人接任的同时。第三次，是西藏书记张庆黎调任河北，河北省长陈全国升任西藏书记，依例成为该小组成员。
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后，该小组的人员构成还会有大的调整，但其组长人选应当是团派与太子党均能接受的人物。这种“共识”性考量是要改变贾庆林作为江系核心人物不听总书记调遣，以及在业务上比较粗浅的状况。换句话说，作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全国政协主席人选将由对藏工作的能力来决定。
可靠的最高层消息表明：人选有二，一是现任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其对西藏情况颇熟又为太子党所接受，但胡锦涛并不希望胡春华一步到位至政协主席而终结仕途，后者是前者不言而喻的隔代接班人选；二是现任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刘延东，其团派背景自然为外界熟知，而其父刘瑞龙（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在抗战时曾拯救美飞行员与美国人结下了友谊，其出掌西藏事务较易减低美国的批评因素。
刘延东在今年四月份访美时，向希拉莉赠送了其父救助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照片。此举不仅被国内政界捧为“个性外交”，也是其瞄准政协主席职位的预演。此外，她在中共统战部的工作资历为其出任政协主席积累了过硬的资本。
习近平硬调门遭藏人反击
刘延东身兼团派与太子党身份，由现任政治局委员晋位为常任并出任政协主席几无意外，习近平也可以构造比胡贾关系更协调的习刘关系。但是，习近平此前代替对藏业务水平粗浅的贾庆林去西藏庆贺“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却是迫不得已的错误选择。彼时，权力核心层内定了对藏工作的硬调门，一是维护胡锦涛治藏居功甚伟的形象，二是中印关系全面实质性恶化，中共以“硬西藏（政策）”对付“软印度（外交）”是策略之选。
习近平全面接班后，肯定会比胡锦涛时代更关心西藏问题，因此，接班前去西藏“宣威”也是他补充边疆工作经验匮乏的良机。借着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严肃批判，习在西藏讲话说：“粉碎一切破坏西藏稳定、危害祖国统一的图谋，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这样的强硬调门无疑激起了藏族宗教界异见人士的不满，采取激烈反击措施也是必然之事。
中共喉舌系不敢正视这样的事实，反而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指斥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有寺办学校的格尔登寺是培养自焚者的基地。然而，抛开宗教管制层面的冲突因素不论（内地对“地下基督教会”的打击也在加强），比“敏感因素”更敏感的是中共现行制度危机已经全面发生，即社会管制与协调能力已经负值化。简单地说，藏僧自焚事件只是全面社会危机的一个“弱信号”。
三种自焚实质是一个指向
为了维持统治，北京当局不惜与邻为壑。比如，因为达赖要到印度出席世界佛教研讨会，北京就决定中止与印度的边界谈判。此前，中共要求印度取消此次佛教会议，但遭到了新德里方面的拒绝。
对于英国媒体“西藏僧人自焚浪潮”的报道，中共驻英机构发言人进行了坚决的回应，致函英国《卫报》指责其“公开美化自焚行为，颠倒黑白”。在另一方面，不惜收买西方作家对达赖进行诋毁，比如德国的汤姆‧卡恩回答对本国记者采访时声称“没有达赖的西藏更好”。再比如，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专门著书攻击达赖。此二人均曾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之邀到西藏去免费旅游。
在藏族地区，中共虽然大量吸纳藏人进入权力体系，但正如“德国之声”电台网站评论习近平的讲话时所说，“这些逐渐壮大的无神论的、汉化的藏族官僚，正在充当统治佛教徒的藏民众的代理人”。虔诚且激烈的格尔登寺体系与世俗且投机的藏共官场，确实是西藏社会的深层悖论。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悖论无处不在，江泽民在其当政末期不得不采取纳粹式的拙劣手法，制造自焚伪案以转移社会视线和淡化悖论色彩。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悲哀！当这种悲哀尚未被全部淡化之际，利益集团的推土机逼到了小民的窗下，暴力拆迁迫使无助的人们选择自焚作为极端的抗争手段。这不能不说是统治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