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政权的量刑标准定共匪的罪行12

像宋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比例占大多数,他们不屈从于中共,但也不敢得罪中共,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把精力花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也就是被中共污蔑为只专不红的白专道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中共决不允许世外桃源,中共洗脑的标准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么帮助中共咬人,要么被别人吞噬,没有中间道路。中共通过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两次运动,主要目的就是打击影响力最大的知识界,消灭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造成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这两次运动造成的后果,是空前绝后的,把中国最有发言权的聪明人一网打尽,再也不可能出现像司马迁、鲁迅这样的人。把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精英改造成了不敢说真话,仰中共之鼻息,看中共脸色行事成了文人升官发财、代替科举仕途的捷径,为中共实施专制独裁,一党独大扫除了障碍。虽然两次运动都进行了平反,但是都留有尾巴,尤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右运动,罗隆基等96名资深右派终身不得平反。

1961年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闸北区饮食公司当厨师,像我这样没有政治背景,又疾恶如雠,不愿附炎趋势的草民,只想有一碗太平饭吃吃就行了,我看不起那些动嘴不动手的党政工作者,我本来是不可能上贼船的。

面上的小四清运动即将开始前,闸北区区委第三书记,曾经参加万里长征的女共产党员鲁英来我店蹲点,她平易近人,不端高干架子,很快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当她得知我政治上一无所有时,对围在周围的干部说“这样的青年没有入团,还有谁能入团?”闸北区饮食公司党总支、团总支如奉圣旨,督促下属五和楼党支部、团支部找我谈话,希望我马上写入团申请书,我不想加入政治,所以对他们不置可否,他们加强谈话攻势,甚至在上班时,叫别人顶替我工作,或者下班后不让我回家进行谈话,最后我推脱不会写,团支部书记屠善初、支部委员卜玉女马上表示:不会写可以叫人代写,你只要签个名。我为了结束纠缠,敷衍地答应了,从我签字到入团宣誓,只有短短的不到三个月。这种领导督办与现在的领导督办可谓天壤之别,从此我就上了贼船。

入团后不久我被脱产参加小四清工作组,组长是党总支书记严茂林,副组长是团总支书记朱焕咸,朱焕咸与我谈话交心时提问:你们厨师平时尝味道,吃不吃东西?我回答基本上是不尝味道,有时忘了是否放过盐也只沾点卤水尝尝。

我们五和楼支部是行业中出了名的不沾油水的饭店,不仅没有在店里办伙食,而且是三家(五和楼、红星、康乐)饭店另觅地方办食堂,经办人员又从中揩油粮食、菜金。我们康乐清真饭店平时的氛围,都看不起那些偷吃者,除非是新学者即学徒工。谁都不会偷吃,但是朱焕咸变换着手法追问“一次都没有尝过?”,我回答“有时吃不准火候,尤其是牛肉,吃不准时可能偶尔会尝尝”。朱焕咸按照这条“口供”反复追查、反复运作,反复纠缠不久,我便成了每年吃掉一头牛的多吃多占的典型,并被迫在全公司范围内亮相作报告,其实不论是运作者、作报告者、听被告者心里都明白是子虚乌有,正如亩产10万斤的谎言每个农民都知道不可能,但中共为了政治需要,什么弥天大谎都敢造。

经过违心地作典型被告过了关,我成了支部重点培养的对象,好几个党员私下对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你要经得起考验”。

本来一条平坦的路已经铺开,我只要按照党的要求,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会在这条贼船上一直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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