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所见民生事 悲催啊！(图)

农民的艰苦生活，农民工异乡的辛酸刻划在点点滴滴的民生事中。

9年的牢狱生活，使我和外界脱了节。狱中所能见到的党报党刊都说外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账面计算的总值，据说超越了小日本。数字变化之快，让中国老百姓和老外都有些不大跟得上，以至于我在狱中都能听见“被增长”的不满声。

在狱中我已知道，有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经过我的家乡，据说给沿线乡村带来了巨大改变。从安康城到我家，走的就是这条公路。巨大的水泥长龙的确令人惊叹，穿山越岭，横贯秦巴，但它却是如此冰冷，宽阔华丽的道路上并无几辆汽车行驶——它们的过桥费能支付得了一路的照明费吗？很快，我的目光为沿途两侧山上的白色房屋所吸引。有许多房屋是我从小所熟悉的，它们原是土墙石板房，如今清一色刷成白色，好看了许多。但如果离开高速公路，稍稍转个方向，山的侧面、背面的土墙石板房依旧是原来的色彩——土黄色的墙和黑灰色的房顶。询问其故，乡人告诉我：“高速路通车时，听说省长一路视察，说两边山上的房子黑乎乎的，不好看。随后下边的干部立马就动起来了，要求高速路两边，凡能看见的房子全刷白灰，每户给补助四五千块钱。不刷不行啊，反正上边补钱，就刷嘛。”有农人对我说：“嗨，修高速路占你的地，你要钱，几年也不一定给。可是要刷房子啊，领导一发话，一个晚上钱就到。”

修建高速公路，就像城市里的旧城改造新城开发一样，光辉崭新的建筑背后，掩藏着无数土著居民的眼泪与鲜血。高速路建成了，许多农民还在为被强占的土地打官司，实在经不起官司煎熬的，只好把痛苦深埋心间，用愤怒的目光“欣赏”光辉大道或仰视看不透的青天。当地人说，修路期间，承包商将手下成千建筑工组织成打手，以暴制抗、以暴制农，专门对付不同意征地的农民。面对拳头，农民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家的肥田沃土被铲车夷为大道。散落的农民，怎么可能是集体打手的对手！我一位亲姨，两口子就不同意征地，结果夫妻双双被打得好几个月起不来床，水田照样被铺成了水泥路面。相对而言，城市的所谓暴力拆迁算什么，文明多了。

当地政府除了刷白土屋，还动员沿线农民从山上迁到大道两侧。照理这是个好事，但政府将之当成了生意来做，3万块钱征来的地，每亩规划成六七套房子，经过开发商，转手几十万卖出去。商人赚一头，政府赚一头，吃亏的只有山农——谁叫你老祖先瞎了眼，把你生在这鸟不拉屎的山旮旯里？征地搞移民点，和修高速路一样，又是一次公权暴力行为。我们村每家农户也就一两亩地，一家好几口子，地征了，给三五万块钱够吃几年？吃完了怎么办？农民问干部，干部不吭声。红章子一盖，地已不是你的了。

山区里，政府赚的少多了，一亩地划拉下来顶多十几万。但城边、平川地带可吓人了，安康市汉滨区江北一带、七里沟一带，说是6万块征一亩地，政府一转手90多万卖给开发商。开发商赚多少先不管，政府首先是赚晕了。不知为什么，地在农二哥手里咋整也不值钱，可一到政府老大哥手里，土鸡变凤凰，会下金蛋银丸子，立马大赚！你得佩服政府，政府就是有“生意头脑”，就是“能干”。俗话说无商不奸，可咱们政府比商人还厉害，那当然就比商人更奸，是最厉害的“汉奸”！房价为什么高，就是高在“汉奸”手里。

官自然比商更奸。我们乡有位领导，高速公路要过境此地，自然得留点买路钱给他。对高速公路公司而言，这点好处可以用“点”来形容，算不得什么，可在穷乡僻壤之地的小官、小民眼里，那是了不得的肥油，谁都想沾点儿，沾不到就告。告得多了，上面得查查。飘来飘去查了许久，终查不清楚那些小学生都认为简单的问题。反倒是这位小领导，你查你的，我干我的，将儿子也安排到高速公路公司收费站——收钱！收费站是个流油的地方，老百姓烧八辈子高香也是谋不到的，但领导可以，他们的儿女不需要任何本事，只要生有屁股和爪子即可胜任。据说，小领导的儿子明面的月薪即高达7000元，而当地公务员明面的工资才3000元，普通农民大概每月400多元人民币——这是官方统计，实际情况是许多农民一个月一个币的收入也没有。

官当然比商更奸。我一位中学同学，瞅准修建高速公路的千载难逢时机，不知通过什么高层关系，居然买下一条河的采沙权，从中赚取了上千万利润，从而成了我同学中第一位，迄今也是唯一的一位千万富豪。千万富豪在安康也没几个。不过，垄断整个一条河的采沙权，赚得千万票子，理应不算太过分。这其中，如果不分些给授权人，那才叫过分。但是，大家都只知道商人赚了一千万，并无人知晓授权人是谁、赚了多少。隐形飞机是最厉害的飞机，隐形老板当然是最牛逼的老板。中国无数的奸商，背后的隐形老板都是共产党的人。

奸商在发财，奸商的老板也在发财，可普通老百姓依旧在苦着。例如医保，它保不了大病，保不了穷人。我去山上买土鸡蛋时，认识了一位叫方倩倩的可怜女孩，她17岁，初三没毕业就因严重的风湿病辍学。她家住在高山顶上，人迹罕至，破旧的土屋墙上，贴满了她的各种奖状，显然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并且还是山民中少有的美丽女孩。山路又陡又远，她的腿无法长时间站立，当然就无法走路上学了。她有位小侄女，五六岁，用山农的说法，才三泡牛屎高，每天却也得上下奔波这条陡峭艰险的山路，去遥远的学校念书。每回看到那么小个女童悠悠地爬行在长长的山路上，我都想哭。方倩倩就是这么从小学爬到初三的，前后9年时间，直到风湿病让她爬不动为止。

我白痴般地建议她的父母去找学校或乡政府，他们说早找过了，跑断腿也是白跑。她家唯一的收入，除了卖鸡蛋，就是来自她打工的哥嫂。但面对这个吃钱如喝凉水的病，她的哥嫂拒绝继续供钱。断了钱，方倩倩就得断命（不能在她面前提她的病，一提，她大颗的眼泪就滚落出来）。我白痴般地问当地一位新闻界人士，是否可以借助媒体发布求助信息，那位人士——我的胞兄——说根本不可能，这事有政府管。但政府遍地都是，管她的人在哪儿？我又白痴般地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商人同学，请他相救，商人同学支吾其词，说得考虑。我又白痴般地去安康论坛、安康吧、百度吧发帖，呼唤网友们相助，谁料，我的帖文如何也过不了网络审查关！奇了怪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何这样的网文也过不了党的网络关。我心里闷啊，这是个什么国家！倩倩哪，没谁理我，没谁理你，咱们认命吧。

再如低保，在乡村，那是个争破头的鸡肋。每月五六十块钱，一个村才十几个名额。而一些有关系的人还要往里面插一腿，害得穷老农们满山上跑人户，争取大家支持、投票。而实际上，投个屁票，村干部、乡干部私下早就定了。我的一位老表哥，70多了，中风不能说话，家里困难得看不起病。老表嫂四处苦求，希望能为丈夫争取到每月五六十元的低保，可苦求苦奔了几个月，到头来还是一场空。那段时间，我时常看到她那一头凌乱的白发在风中、在乡间晃荡，一张苦瓜般的沧桑老脸总在路上茫然张望，希望发现一根可依靠的稻草。

养老保障农民没份儿，政府仅星星点灯般地钦点80岁以上的老人，且每人每月也仅五六十元钱。米价都涨到两块了，五六十元钱够什么？有幸得彩的老人若全靠这个钱过生活，只能吃粮，不能吃菜，更别想什么肉啊蛋啊的，滚蛋吧。再说，在乡村苦日子里煎熬的农人，能侥幸撑到80岁以上的，能有几个？共产党算准的就是这个。有的老人说，我都苦熬到80岁了，还能活几年？那个钱要不要无所谓了。但还真有“有所谓”的。一位姓方的前村干部，我该叫太外爷的，实应到这个岁数了，可村上登记的书面年龄尚差1岁。老人家于是被折腾得山上山下跑了好多回。80岁老人行路如一根风中草一般，却要在方倩倩爬行的山道上上下奔波，为那每月五六十块钱的恩典，辛苦先不提，首先是危险。但是党考虑到了他的危险吗？或者说，党的干部们在乎他的危险及辛苦吗？

这年冬天，陕西全省（其它地方我不知道）公务员、教师等大幅涨工资，安康普遍涨40%—50%！吓人不吓人？2000块马上变成3000块；刺激不刺激、高兴不高兴？党的人全都皆大欢喜，刮来的钱，有福同享，怎会不高兴，如同绿林、响马，开路劫财之后自然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那些贫病者在土屋里、诊所里呻吟，他们的收入谁给增加？看上帝吧。可是《马太福音》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党正是这么干的呀，钱花不出去了，就给自己政权体系的人复加，美上加美；体制外老百姓，不是自己人，为什么理他！

中国的社会保障一直是一个让我恐惧的事情。2002年，在狱中时，惊闻36岁的二哥去世，我便为他两个年幼的孩子的生计深切担忧、恐惧。我真正意识到社会保障体系对平民百姓的至关重要，可是我们国家没有。那时我想，如果每个乡村老人或极贫困人口，每月能有200元的保障，该多好啊，那该是一个多么和谐、幸福的社会。但，党的“和谐社会”只是口号而已。之后，党的年财收已达10万亿，我还在做这个穷人的幸福梦。我想，每个年过60的乡村老人和极贫困的人，每月若能补济500元，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乡村和幸福的国家啊！可是，国家和乡村依旧不幸福，并且是很不幸。

我们再不厌其烦地谈一回猪肉的问题。猪肉现在是中国物价涨跌的晴雨表，其实它也是社会公正的晴雨表。出逃前，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一个堂外甥的出租房里。外甥24岁，正是当年，能吃能睡。他做装修工，在城市农民工里，算不差的那种。但他吃不起肉，因为他月收入仅1000元多一点儿，而猪肉每斤11元，11元买的是次的五花肉，好点儿的猪肉每斤要12元以上，瘦肉更贵，他怎么舍得吃？因为我这个年轻的长辈来了，他忍痛割了1斤，却吃得我心痛得仿佛那肉是从我身上割下来的。我从未想过民工吃不起肉的问题，因为我家境况尚可，于是我从自己家给外甥拿了几块肉去，但他又因为要去另一个镇子奔命，竟没顾上吃。

说到这儿，我又要为“农民工”这个破词儿抗议！凭什么对同样的工人，分个城市的、农村的。农民卖给你们的菜、粮、肉、蛋，咋不叫“农民菜”、“农民粮”、“农民肉”、“农民蛋”？这是对来源地的歧视。“解放”前，共产党搞工人运动时，为了利用工人，组织拉拢大量进城务工的工人，那时怎么不叫他们为“农民工”？其实那时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严格来讲其实不对，应该叫“农民工”的政党。要用人家时，给高帽子，封别人为领导阶级；不需要了，一脚踹到乡下，再不准进城，进城就给你顶“农民工”的帽子戴。共产党多势利啊！“农民工”应该不再给他们盖房子、挖地道、掏煤洞子，反正我们也住不起那房子、坐不起那地铁、烧不起那黑煤疙瘩。

唉，我把这些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当局让他们苦，他们就得默默地苦；即便是哭，也得偷偷地哭。但中国却有人偷着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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