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的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大学教授冯客所撰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年-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中文版，在香港面市。没有发布会，没有签名售书，但这本书的悄然上市，令内地与香港学界及知识界颇为关心。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大饥荒，是一场史无前列的人类浩劫，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还停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认识里，以“困难时期”四个字来轻描淡写。
歷史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短则数年，长则数十载。虽然官方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全部开放，但不少海内外歷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官方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这段歷史进行了细緻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史学者丁抒在《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合作化和1959-1961中国农业危机》，认为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比较可信，“大跃进”造成了人类歷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灾难。
2008年，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歷史学者杨继绳出版了颇受好评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向读者展示了大饥荒中，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并援引官方资料，全面分析了大饥荒造成的各种破坏和制度原因。杨继绳在书中，依据官方记载与官方记录的人口消长数字，推测出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600万人左右。
在海外，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记者贝克，在1996年出版的《饿鬼：毛时代大飢荒揭秘》一书，是西方最早基於大饥荒当事人访谈的英文专著。在此之前，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全面分析了大跃进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他们都认为大饥荒受害者不少於3000万。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四川、河南、安徽、山东、湖南、浙江、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倖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数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諮所做的国务院内部调查数据相吻合。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歷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这一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毛在大跃进的巨大失败后，曾一度心灰退出日常决策，但后来又无法容忍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左倾政策的调整，遂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强姦、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
与《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作者迈斯纳的观点不同，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產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别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毛泽东的大饥荒》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好评，中文版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网络却引起争议。面对有人质疑著作的客观性和学术价值，冯客以其他有关大饥荒的著作缺少关键数据和资料为例，表示学术性应该看是否拥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產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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