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权威才是最大的权威
9月中旬，当美国年轻人发起“占领华尔街”之时，有相当多人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理由是整场运动（他们还说，如果可以称为运动的话）完全采取后结构主义的示威方式：无组织、无主打议题、无领导者、无政纲，所以，在嘉年华式的打打闹闹之后，最终也无法改变任何现实。笔者身边不乏轻视“占领华尔街”的学界朋友，其中一位当时还拿《经济学人》的某篇评论佐证，认为这场运动连茶党也不如。不过，日前这位朋友却说准备响应FB上的号召，去某个邻近城市参加类似的占领活动。听罢，我于是只好耸耸肩。的确，对于轻视者而言，社会运动的发展总是比他们的理解来得更快。
其实，从一开始，即使在美国国内，不但主流媒体，甚至传统左派都没有吝啬过他们对“占领华尔街”的炮火，认为他们没有具体的目标与诉求。但这些对社会运动老套的分析框架现在已经证明欠缺解析能力，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真正没有市场的是社会运动的旧式思维。反而那个没有具体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越滚越大，甚至蔓延到其它国家与地区。
“占领华尔街”确实没有很具体的政策诉求，但能吸引这么多人参与，又怎么可能是完全没有触动民众的宏大主题呢？整个运动能到现在这个规模，它无疑是呼应了很多人的心声，并且这些是美国人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
这里面起码有三大主题是相当清晰的：一是极端的贫富不均。看一看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变化趋势，恐怕没有多少可以置身事外；二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支持远大于对普罗百姓的援助，例如美国的救市资金被作为花红分给了金融高管，但弱势群体却因为财赤压力而被削减福利开支，这无论如何不可以称为公正；三是一直喊着要改革金融市场，但三年以来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金融专家们总在威胁，如果没有他们的融资，大家会更难活下去。
金融精英们应该看到的是，学界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连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也在“占领华尔街”挺身而出，他说“金融市场的功能应该是配置资本和管理风险，但现在却错配资金并导致风险……这是一种扭曲了的经济，与之共存将无法再取得经济增长，更无法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其实，罗列数据与资料在这样的讨论中似乎有点多余，因为“占领华尔街”最大的意义在于讲出问题，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诚然，带来变革需要持久的社会运动，入冬之后“占领华尔街”恐怕也无法走得太远，不过“嘉华年”式的运动的使命可能已经接近完成愤怒的年轻人需要做的，是点燃这把怒火，然后让各种智库、工会甚至政党接棒，用这股气势推动后面的政治变革与政策改革。
这种形式的抗争行为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网络治理的世纪，没有权威才是最大的权威。众怒难犯，在资讯发达、组织无法再一手遮天的网络时代，更加如此。从政策过程的角度看，哪怕是快乐抗争，只要政策议题一旦形成，就会有各种组织去诠释其政策含义，然后整场运动对政策甚至政治的影响将无可避免。
很多年之后，“占领华尔街”究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还是它只不过是某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现在还未能下判语。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占领华尔街”和之前大半年以来在北非和欧洲发生过的那些与年轻人，或者说与青春有关的事件，将一起使2011这一年被历史记住，一如1968年现在仍被很多人记得一样。这一年，世界多国的年轻人都饱受就业之苦，这一年年轻人都被人轻视，缺乏话语权。但值得记住的是，从1932年的胡佛、1968年的戴高乐到今年在北非的那些独裁者，曾经有意或无意轻视年轻人的愤怒的政权，没有一个不受到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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