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六四最大谜团：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本人曾经亲身参加过六四学潮，至今对全过程仍然记忆犹新，对六四也有自己的“正义性判断”和“功利性分析”；看了芦迪先生的最近一篇有关六四事件中政府对策选择的文章之后，有些想法和资料，不妨提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学潮后期热情的衰退
我同意芦迪先生所讲，学潮后期学生基本上已经被政府的不让步（拖延）政策“耗”得毫无脾气。（当然这里需要指出芦迪先生一处错误：5月19日戒严令颁布前两天正好是学生尤其是社会各界热情最高的日子，发展下去更“热”（如罢工）的可能性大于“趋冷”，因此当时政府选择戒严并非“下策”，这和6月4日前情况不同）
当时我本人在北京，亲眼看到5月23日也就是戒严3日以后，随着中共对企事业单位、街道控制的重新加强，北京市民对学生的支援已经逐渐弱化到了断绝的边缘！记得5月28日（?）为了回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广场学生又绕北京城中心搞了一次规模不算小的游行，就是在那次游行时，我们发现街道两侧的群众已经不再热情声援我们了！不要说捐款和送水，就连跟着喊口号的都没剩下几个人；更可怕的是，他们看我们游行队伍的眼光都不再热情，而开始变得复杂。那时，到广场上给学生送水送饭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从川流不息到了一天只能看见几回...
为此，我们当时还向北京市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中共已经通过单位、街道警告群众不得再支援学生；而老百姓本来就胆小，当时已基本对政府让步不抱太大希望，又看到学生实在也闹不出什么来，明白了学生其实斗不过政府，自然支援学生的热情尤其是胆量就大不如前！
其实，当时不要说群众，就连广场上学生的热情也在大大减退！到5月底，广场上平时只留下万余名（？）学生，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外地大学生，北京本地学生不少已经回校甚至干脆回了家（可能是中共的有心布置，当时出现一种动员学生“空校”的事后看来自毁长城、愚蠢无比的主张）。5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一些同学带来帐篷后，他们更提出为了整顿广场次序、改善广场形象，需要各学校减少广场留守人数（顺便说一句：香港人动员学生减少广场人数是我亲历的事情，因此网上有人指责香港人拿帐篷是为了鼓动学生长期呆下去与政府流血对抗肯定是不对的！），这样一来很多外地高校又自觉“遣返”了一批学生。到5月底时，广场上很多外地高校学生都乘那时的“免费快车”（只需要在学生证上盖个小戳就可以上火车）返回各地，广场上不少外地学校甚至一人未留（因为各地高自联等学生组织其实都在动员学生减员），连校旗都要委托别的学校留守人员代打！
所以，以一个亲历人的眼光和判断，我完全同意芦迪先生认为“政府什么都不做，耗也能把学生耗死”的结论。其实当时我们学生自己也认识到了我们可能“耗光”这一必然前景，因此普遍都比较悲观无奈！
二、学生为什么选择坚持
那麽，为什么在当时这种极端不利情况下学生还要选择呆在广场不撤呢？！
我很奇怪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学生“不撤”的原因要么归结为柴玲一类“鹰派”“为怕秋后算账只好把事情搞大”所做的强硬留守选择，要么归结为党内保守派等政治势力对学生情绪的不断煽动和刺激；却独独忘记了：当时广场学生之所以选择继续坚持，完全是因为他们心理对很快就要在6月20日召开的讨论戒严问题的人大常委会还抱有一线希望！如果没有这个希望，我想，学生恐怕早就撤退了，因为即使柴玲那样的“鹰派”也很难说服学生无限期耗下去！而有了这个会议情况则完全不同，相信世界上每个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出用行动来影响重要会议的选择的吧！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学生当时做出的留守到6月20日的决策在当时情况看来并不能算是完全毫无理性的行为，反而不失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台阶”；当然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悲惨的，但我们不能用“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批评20出头的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人不是？
其实，当时广场上的学生确实早有了坚持到6月20日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召开之后就全部撤退这样一个广泛共识！我仍然很清楚当时学生的普遍心态：“对人大常委会抱有的希望不过“一线”而已，即使将来结果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不可能继续闹下去，但无论如何坚持到6月20日本身也不失一个好的可下的台阶。”正是因为这样的留守共识早在5月底以前就已经经由高自联讨论通过并广泛传播给广场上的全体学生，因此当时各校学生才纷纷自觉做出“大旗不倒、人员减少”的选择；反正6月20日前再从各校补充点有生力量“配合”人大讨论也不迟。不管怎样，当时广场学生的“留守”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无限期耗下去”，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期限。
讨论到这里应当很清楚了，芦迪先生为当时政府指出的“中策”在当时情况下其实最顺理成章！政府只要让学生“耗”到6月20日，然后操纵人大通过一个支援戒严的决议案“以绝”学生之“秦愿”不就可以让万念俱灰的学生灰溜溜倒旗回家，然后接受政府完全合法的“秋后算账”了吗？！
三、下重手血腥镇压之迷
事实上，当时国内国外很多人、无论知识份子还是老百姓，正是这样估计学潮下一步的发展的，因此6月3日北京局势突然恶化，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大家都很奇怪政府为什么放着明显的良策不用，偏偏要激化矛盾、流血镇压呢？！
这其实是一个千古之迷！不解开这个迷，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刺激了邓小平让他非采取极端措施不可，我们对“学潮导致流血”的反思也就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永远不可能深入到政治的黑暗和历史真实！
记得6月4日军队开枪之后，我一个不太熟悉，但很有些背景的朋友马上带给我几句话，其中第一条就是“收买人大常委不成功（因此要杀人制造白色恐怖）...”！
换句话说，这位朋友指出了：六四邓小平下令一定要血腥镇压的关键其实并不在“学生娃子”能“耗”还是不能“耗”下去，“耗”又能“耗”出点什么之上！邓小平、李鹏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把学生的能量放在眼里，他们真正害怕的，也正是学生们尚寄有最后一线希望的原定6月20日就要召开的那个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
现在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当时那次会议前的5月21日，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至少征集到57位常委的支援，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见89年5月25日香港文汇报）要知道，这么多的人大常委，其实早就超过了提出议案的法定人数；据王军涛先生意见，这甚至已经达到做出决定所需的法定人数！因此，虽然“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可能不方便召开，但至少在6月20日的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这一法定会议上，多位人大常委提出检讨戒严合法性、罢免李鹏等议案的情况其实已经无可避免！甚至，这些议案得到通过的可能性都切实存在！
要知道，人大可是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啊，一旦上述情况发生，中共和李鹏政府宣布戒严压制学潮的合法行将根本被推翻！这种情况邓小平、李鹏敢任其发生吗？！我要是邓小平，让学生继续“耗下去”可以，但不能“搞定”人大常委会那可是要命的危险啊！
图：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制作的“民主女神”塑像，成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后期的象征。原件被毁，在温哥华、旧金山等城市有复制品立在公共场所。
四、收买人大常委失败的旁证
当然，要“搞定”人大常委会，不一定非要采取血腥镇压这样“杀鸡给猴看”的极端方式不可，最容易想到的无非中共对付知识份子传统的“威逼利诱”四个字，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的这一手究竟收效如何呢？？？
我手头就摆着一本90年6月由共青团北京市委编写并正式出版的“70天大事记”，其中同人大有关的关键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5月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6月20日会议的来由和议题）
5月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可以看出不少民主党派人大常委不仅同情学生，而且已经开始要求真正同共产党“共商国是”了）
5月21日胡启立找正在请病假的赵紫阳商定：发电报要万里中止在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已经失势的改革派同样把人大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
5月21日曹思源口授起草了“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征集全国人大常委签名的短信，派人送到常委胡绩伟家，胡第一个签名。最后“拼凑”了一个57人的名单”（57人名单第一次出现，根据中国知识份子的一贯懦弱表现，在这57人之外一定还有很多不敢签名，但同情学生的常委）
5月23日下午，万里委员长“因健康原因”，提前结束访美回国，在上海接受治疗。（其实是邓小平授意江泽民在机场阻拦万里，可见邓小平他们多么害怕人大的作用）
5月24日下午，四通研究所将“提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签名信送交人大常委会。（57人名单第二次确认）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四通研究所提供的签名信和57人名单，并报道“议程包括罢免李鹏”（57人名单第三次确认并见诸海外传媒）
5月26日下午，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座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这条消息很奇怪，彭真为什么对学潮、戒严“大是大非”如此“语焉不详”？！莫非其本人态度有保留？当然这纯属猜测，彭真出马可以理解成为中共在为拉拢人大中民主党派而努力，但效果究竟如何请往下看）
5月27日万里发表书面讲话，拥护戒严（万里好像靠不住了，但人大常委仍然没有屈服，请往下看）
5月27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一致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果断措施。（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中共为什么不同时同样炮制一个什么“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来表态支援戒严呢？很显然，召开这样的会议不是中共不愿为，而是不能为也！别说朱学范那样的副委员长不一定驯服，就连万里也不买账）
5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表态拥护制止动乱决策。（注意，已经过了人大常委签名信公开发表后第5天、学潮力量渐散的5月29日，中共还无法让人大常委会表态支援戒严，只好弄出个什么“党组”来代为表态）
5月30日人大常委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夯发表声明，表示未在呼吁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签名信上签名。（再请注意：到了这时57名签名常委中居然也只有四人愿意按中共意思站出来做相反表态，57-4=53，大部分签名常委看来仍然未被中共“说服”！）
6月3日早6：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的谈话，指出在目前混乱情况下，6月20日左右如期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完成预期任务，是很困难的。
请注意：这是六四中有关人大最关键的一条消息！虽然很多人不一定在事前事后留意到该消息的真实涵义，但我认为，中共在动手镇压前匆匆宣布无限期推迟人大常委会，只能说明中共对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的结果毫无信心，换句话说就真是“收买（威逼利诱）人大常委不成功”！熟悉中共政治手法的人都知道，假如中共真有信心能够操纵人大常委会，那麽按照它“枪杆子+笔杆子”的一贯行事逻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大在镇压事前事后开会通过支援镇压的决议，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镇压的“合法性”问题！（中共过去不是经常这样使用这个“橡皮图章”吗？）既然中共不这么去做反而一定要在镇压前宣布推迟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最自然最合理也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共对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已经极不放心，所以本来是“歌德”的橡皮图章，现在恨不得扔得越远越好！
五、血腥镇压决策形成的脉络
从以上89学潮期间有关全国人大的消息中，我们不难理出几条相当清晰的脉络：
1、至少有几十位全国人大常委决心在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对中共不利的议案；由于法定人数已经达到，正常情况下，这些议案必然被人大常委会接受作为正式讨论议题；
2、根据中国知识份子的一贯表现，肯定有很多同情议案，但当初不敢或不方便签名的常委存在，因此在人大采用电子不记名方式表决的情况下，对中共不利的议案确实存在着被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相当可能；
3、中共自5月20日宣布戒严直到6月3日开始镇压这半个月时间内，对同情学潮、反对戒严的人大常委所做的“统战工作”并不成功，摆在桌面上的“战绩”也就是4个常委站出来不承认签过名而已；
4、由于学生和同情学潮的群众尤其是知识份子都对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议寄托了最后一线希望，因此在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召开前后，学生和群众的热情很可能再次高涨，形成社会各界对人大常委会的强大舆论声援和压力，使得中共更难控制会议进程和结果；
5、万一人大常委会真的通过对中共不利的决议，中共再想下手压制或镇压学潮就非得赤裸裸践踏宪法和法律不可；那样中共尤其是邓小平、李鹏和中央军委集团的最后一点合法性将彻底荡然无存！这必然会带来国内国际的许多不可预料的强烈反应（比如不承认非法政府等），届时中共有完全失去对国家控制权的可能；
6、因此中共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的如期召开，而这种对立法机关和法定最高权力机关合法工作会议的阻止绝不是靠一个通知就容易实现的！不要说这不符合法律，人大常委们肯定不服，就连广场上早就立志坚持到人大常委会如期召开的学生也不会善罢甘休！那时学生、群众尤其是知识份子就可能提出更有力、更在理得多的“捍卫宪法尊严”、“抗议阻挠人大会议”等口号，让中共更难收拾；
7、显然绑架、软禁、恐吓人大常委等其他“阴招”既属赤裸裸的践踏法律，而且除非动用戒严部队否则不易操作（北京执法机关不一定听话），解决问题更远不能干净利落。这样，邓小平、李鹏他们最后便只剩下一种选择，这就是“既然猴子不听话鸡还要配合猴，杀猴又实在不方便，俺就只能杀鸡给猴看！”，于是对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这样理清了“收买人大常委不成功”这条脉络，我们就可能真正理解了邓小平在5月底6月初学潮热情已经减退之时心中仍然放不下的恐惧！正是因为他老人家心目中真正害怕和忌讳的是权力机关中的反对派如赵紫阳、万里、人大常委等，所以他才非得先宣布戒严调兵入京收拾赵系改革派人马，然后又挥军屠杀吓住人大常委们和万里。如果没有这些它真正恐惧的政治力量，邓小平对付“几个学生娃子”真的会那麽对自己的传统政治手段没有信心，非要冒葬送自己“一世英名”甚至整个中共统治的危险下重手血腥镇压不可吗？！
想想看，连芦迪先生、我，还有网上诸多同好、当时大部分学潮参与者和旁观者们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不流血“中策”，邓小平他老人家难道就能看不清楚吗？！难道李鹏、陈系同和中央军委这些死硬派分子都会不情愿在斗垮了赵系人马后，采取一种风险小得多的“软刀子杀人”“中策”吗？！（我绝不相信死硬派就特别爱流血，因为流血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很大政治风险）显然，科学的分析逻辑只能是，他们不肯采取“中策”，显然有非采取“下策”不可的理由！
仍记得六四枪响后，刚刚听到我那位朋友“收买人大常委不成功”的“内幕消息”时我心中的不解！因为以我当时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经验，我根本无法把这个逻辑同开枪屠杀人民联系起来。不过以后的几年，随着我对那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尤其是注意到了6月3日凌晨推迟人大常委会会议这个在当时已经并非焦点（当时局势再度开始紧张），但事后想来涵义颇深的中共决定之后，我对这个可能是中共下决心在六四血腥镇压真正动机的“内幕消息”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来。当然这种“动机判断”也只有旁证，纯属一家之言，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其推论有无不当之处？还望各界朋友尤其是王军涛老师等了解更多人大内幕的当事人指正，如有谬误，也希望大家原谅学生的抛砖引玉用心。
最后顺便加上一句，假如我上述推断正确或部分正确（指中共故意强行阻挠人大常委会议召开之事实）的话，那麽网上马悲鸣先生等提出的六四期间学生、市民是否违法的争论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因为中共践踏宪法、阻挠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合法行使权力（包括讨论学潮各方是否违法的问题）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违宪之举！比起学生“割据”一块公共场所示威抗议这种行为来说，强行更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讨论学潮戒严等合法性关键问题之常委会议的法定会期，并迫不及待地在人大开会做出最高司法解释之前就动用坦克实弹镇压首都的抗议学生和市民，这样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马悲鸣胡说什么“中共万恶，惟善六四”，其实应当是“中共万恶，六四恶极（武力违宪）”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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