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有民主 母猪上了树

母猪会不会爬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不过，民间的意见是倾向于母猪上不了树的。有了这点共识，才会有“母猪上树”这种谚语的流传。母猪上树的意思，跟“太阳从西边出”差不多，意指某些事情的不可能。我现在引用这条谚语，也是这个意思。

母猪上了树，文革就有民主，这是我的观点。当然，这事儿争议很大。左派更是认定，文革是有民主的，岂止是有，而且文革的民主还最先进，先进程度超过了一切“西方民主”，因为文革搞的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大民主。民主就是民主，还有大小之分?我对此事深感困惑，就开始琢磨文革的大民主是怎么回事儿。琢磨来琢磨去，心理就有了点谱。

原来左派所说的“大民主”，无非跟人多势众有关，也跟“四大自由”有关。“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正是这“四大自由”，成了左派捍卫文革的尚方宝剑，他们把它当成了证明文革的“民主”属性的救命稻草，把它吹上了天，也因此破绽百出。

其实，所谓的“四大自由”，本身就是凑数凑出来的，语言和逻辑上都说不过去。“四大”中的“大鸣、大放”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大鸣就是大放，大放就是大鸣，大放的意思，就是毛泽东说的“有话就讲，有屁就放”。另外，大辩论，大字报都是大鸣或大放的具体形式，把它们并列起来，不伦不类，也显得没文化。

好吧，我不鸡蛋里挑骨头，就算“四大自由”的说法很科学，很逻辑，也很有文采，可这些玩意真的是中国的独创，文革才有的壮举吗?不是这么回事儿。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就一直在大辩论。在各“西方民主”式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那里的议员们如果没放假，也成天在屋子里大辩论。大鸣或大放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车子上加高音喇叭，沿街狂喊政治口号，也不是大陆的绝活儿，台湾每到选举时，这种大喇叭车也满街都是。我们最好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搞双重标准，台湾的大喇叭车多了，就叫内耗、族群撕裂、社会动荡，我们的文革中也有这种大喇叭车，就叫“最先进的民主”。大字报也是如此，洋人不会写毛笔字，又比较看重墙体的洁净，所以不大待见大字报这种参政形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不普及，不时髦)。但中国大字报上的那些语言，洋人可以放到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还可以在电视和广播中说出来，不也一样吗?况且报纸和电子媒体的传播范围，总比墙上的那些大字报要强一百倍吧?以为我们总结出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十个字，这些玩意就是我们独有的;又因为是我们独有的，就认为这些玩意是最先进的，有点站不住脚。

又好吧，我再退一步，就假定“四大”是中国独有的事物，并且是最先进的。但“四大”再独特，再先进，它终究只是政治实践的工具、形式或花样，这些花样是否能与民主沾上边，是否包含了民主的内容，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什么是民主?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原因是现在的中国，左派右派对此争议很大。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又发现左右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还是民主外延的分歧，制度设计上的分歧，与对民主内涵的定义关系不大。在民主的外延上，右派认为，民主一定得跟选票联系起来，最好是搞普选，左派则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人民群众”能参政议政就行了，至于选举什么的，那只不过是一片浮云;在民主的制度设计上，右派认可民主就是限制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理念，主张在制度上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设，使它们能彼此制约，左派对这种说法最为恼火，并主要因为这一点，认定右派想搞的不过是“西方民主”。

至于民主的内涵，左右两派的看法其实没多大区别，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按照左派的表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右派虽然不大喜欢这种宏大叙事式的、空洞而又过于抽象的表述，但大概也不会反对。我现在就按照左派的思路，不谈选票问题，也不扯上权力该不该限制的问题，就假定民主只跟“人民群众”能否“当家作主”有关。作出这种设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按照左派的民主定义和标准，文革身上也找不到什么民主，“四大”更是权势者摆出来的民主乌龙。

什么叫“当家作主”?从最低标准看，说一个人当家作主了，此人总该具备这些行为特征吧——他(她)能够自作主张，自己左右自己的言行，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决定，而不是在他人的威逼和恫吓下，选择性地说话办事。具体点说，如果此人要写大字报，炮口对准谁，批评谁，不批评谁，批评些什么，都能由自己决定。此人也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别人的建议和劝导下改变主意。此人甚至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诱惑和欺骗，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政治选择。但无论如何，如果此人是能够“当家作主”的，绝不会屈从于权力施加的任何公开或隐形的暴力胁迫，即使遇到了这种胁迫，此人也能加以拒绝，并且不会因为拒绝而实际受到权力的伤害。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文革的“大民主”，与最低限度的民主标准都扯不上边，而所谓的“四大自由”，其实是自大假自由。

就以写大字报为例。文革中的确人人可写大字报，可这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在实质自由上，却没有谁能“我思故我写”，把自己的真实立场和观点全盘端出来。这种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氛围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写反对文革的大字报，就得准备坐牢;谁若是写大字报公开批评毛，更是大逆不道，那就得准备掉脑袋了。当然，关于这一点，如今热捧文革的左派也明白，而且这事儿也难不倒他们。他们会说，我们当然不会写批评毛的大字报，因为我们热爱毛。好吧，我们就不谈毛，但其他权势人物呢?能随便在大字报上批评吗?同样不能。林彪、江青在台上呆着的时候，除了毛，谁敢公开批评他们?谁做出这种事来，谁就一定会倒大霉，大人物会因此犯“路线错误”，打入冷宫或遭到批判，小人物则会变成反革命。当时的大字报，能写些什么，不能写什么，该怎么写，是规定了的。

有些人肯定不会同意的我的说法。他们会举例说，文革中，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时，“人民群众”就给他贴了大字报，他最终也被群众拉下了马，这不是挺“民主”的吗?说给刘少奇贴大字报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刘少奇是被群众打到的，就好比说长城是地震弄出来的一样，连神话都算不上，只能视为荒唐的梦呓。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没经历过文革，要么连关于文革的一本通俗读物都没看过，要么就是在装傻。刘是毛打倒的，跟群众没有鸟关系，要说有关系，群众也只是白手套。我说刘的悲惨命运跟群众没有鸟关系，还不仅仅是一种宏观的判断，从微观看，从一个个的细节看，刘的倒霉和倒台，也跟群众的使力没有实质关系，群众在其中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牵线木偶，任权势者摆布的一群人。史料表明，第一个含沙射影、转弯抹角站出来批评刘少奇的人，是聂元梓，在此之前，她已被毛周围的大人物接见过，受到过暗示和鼓动;后来毛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倒刘的意图渐便趋明朗。可这还不够，再到后来，江青就亲自出马了，开始指名道姓，说刘和他的老婆也可以批判嘛，还可以把他们拉出去声讨嘛，这时群众才一哄而上，落井下石者众。顺便说说，“人民群众”跟着大人物痛击刘少奇，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所致。在此之前，刘做了多年的国家主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刘展示的形象一直都是正面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负面宣传，群众对他没有恶感，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与他结仇呢?

写大字报很自由的鬼话，我还可以举个例子说说。文革早期，北京出现了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在全国流传了一阵后，突然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有人之所以敢写这种大字报，是因为受到了江青的指点，这些大字报的语言，对朱德的定位评价，也与江青的谈话如出一辙。后来这事儿被毛知道了，他琢磨了一阵，觉得朱老总还是不能动的，就要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种行为，反朱德的大字报于是迅速消失。大字报不是随便能写的，涉及到大人物的大字报更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文革中的这类大字报，往往会先在消息灵通的北京出现，然后才蔓延到其他地方。其他省市的造反派要写这种大字报，就只能赌一把了。侥幸赌中了，可捞到政治资本;赌错了，很可能就得去大牢里呆着。

其实，文革中的“四大”，主要问题还不在于不自由，有种种限制，而在于这些限制的背后，站着的是专政、坐牢、枪毙之类的暴力;还在于这些限制指向的并非人的行为，而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更在于为这些限制立规矩的，不是法律，而是大人物尤其是毛的想法，甚至是毛的一时之念。毛在想些什么?他打算把哪些人划入走资派阵营?哪些人他打算放过?哪些人可以“解放”?没有几个人能准确把握。毛自己也可能在犹豫不决，琢磨不定，或者有了主意，后来又改变了。凡此种种，便导致了文革荒唐事儿的层出不穷：有人攻击某某大人物，却误解了毛的意思，自己成了反动派;有人批判某某权威，还是毛身边的人的出的主意，可这些主意却与毛的真正想法南辕北撤，，结果，被批判者岿然不动，批判者却被打倒了;有人挞伐某某名人，也甚合毛意，但毛不久就改变了主意，挞伐者不知道，跟不上伟大领袖的节奏，最终自己成了被挞伐人。读文革期间的一些文献，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文革早期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头儿们的政治生命大都很短，有些只有几个月。1966下半年至1967年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从红卫兵到三反分子，从革命造反派到反革命分子的人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些人无一不是以“捍卫毛主席”起家，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收场，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文革“四大”的虚伪，我们从期间出台的《公安六条》可见一斑。这是当时的一份维稳文件，核心条款是“惩治反革命分子”。什么是“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些思想罪，包括“恶毒攻击”文革、攻击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攻击毛和“中央领导”等。在对这份文件进行解释时，当时的公安部长特别点出了林彪、江青的大名，把这两个人作为“中央领导”的代表人物列示出来。林彪为什么要受到保护?这里没有是非，也没有哪怕最低限度的真与伪、正与缪的标准，只因为毛要用林。因为林受到了特别保护，所以，文革期间，在林彪身上因言获罪的人特多，轻者开出公职，下放劳动，重者坐牢杀头。可林彪被毛抛弃后，又出现了另一批反革命分子，那就是为林彪说好话的人。结果，历史出现了荒谬的一幕，至少我就知道好几个这种案例：在同一监狱中，有两种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攻击林彪的，一种是拥戴林彪的，他们共同接受改造。

毛不是神，他能对身边的大人物指名道姓，直接下达指示，哪些人可以攻击，那些要加以保护，但对中下层数以百万计的当权者，他就只能设置政治标准，让芸芸众生自己去归类了。这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原因是毛设置的标准，全是些思想标准，意识形态标准，连阶级标准都算不上。这些标准模棱两可，进退自如，可张冠李戴，亦可指驴为马。由于这样，这些标准到了下面，就变成了人们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异己，发泄世仇的锐利武器。文革中的派系组织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组织以拥护或反对本地的某个当权者为标杆，都声称自己在捍卫毛，都声称对手在反毛，都振振有词，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是一场比奴性的无是非标准的混战，连民粹主义都谈不上，更与民主政治理想扯不到一块。这种无理可讲的争斗，最后发展为大打出手的武斗，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我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文革仍谈不上有多少自发性，民间性，它仍是被权力所挟持的一场运动。事实也如此——文革各派系的胜出者，并非占据了道德、理性、理论或理想制高点的一方(没有这种东西)，甚至不是更能武斗的一方，他们的胜与败，最终还是由更高的权力决定的。文革的文斗和武斗发展到一定时候，毛就及时派出了工宣队和支左的解放军，由他们来决定谁红谁黑。很多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与工人组织，就是这样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组织。

文革最混乱的前一两年，几乎所有的基层当权者都被打倒，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背景下，你跑到街上去贴大字报，批评任何你看不顺眼的基层官员，当然不会有政治风险。就此而言，说文革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这段时间不长，到了文革中后期，你还想这样来行使“民主权利”，就得小心被穿小鞋，抹黑脸，甚至以任何可能的借口被专政了。另外，这种人人可批评基层官员的氛围，是文革的首创吗?根本不是。50年代的整风运动，就是一场以批评基层官员为主轴的运动，文革只是重现了这种场景而已。只可惜这种整风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反右运动打掉了。左派朋友们，你们要讴歌文革，欣赏文革的所谓“民主风气”，就不该对当年的右派咬牙切齿。50年代的那批右派，大多数人正是因为批评了基层官僚而倒霉的。你们对当年带头行使“民主权利”的这些老右派幸灾乐祸，却对文革的所谓“民主”赞不绝口，让人莫名其妙。

对文革的以上观察，我曾多次跟身边的朋友聊过，包括一些80后的左派朋友。这些年轻的左派们，当然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他们指责我肤浅，只盯着文革的一些细节，没有从宏观上把握文革的整体面貌和精神。而他们心中的宏观文革，无非有两条，一是走资派被打倒了，纯洁了干部队伍，防止了中国变修变色;二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起来造反，掌握控制了舆论宣传的主导权，第一次真正行使了“民主权利”。左派朋友们刚说完这些，我就忍不住大笑，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了解文革，连文革的毛都没摸到!

宏观的文革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工农大众并没有掌握舆论，起来造反的也不是这些人。最早造反的的群体，至少是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左派恨之入骨的，有地富反坏右家庭背景的人，尤其是他们在大学读书的子女。这一点，只要去查查当年的红卫兵档案就清楚了。这也不奇怪。毛当年发动文革时，打出的旗号就是反官僚特权，反脱离群众的“官老爷”。而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一族，政治上受打压，就业上受歧视，恰恰是对官僚特权感同身受最深的一群。这些根不红苗不正的人，构成了红卫兵造反大军的主力，也是带头造反的始作俑者中最坚定的一族。只是这支边缘政治大军的崛起，震撼了正宗的红二代，促使他们赶紧抛出血统论予以打压，以红二代为骨干的红卫兵这才后来居上。后来，工人造反组织跟进，迅速壮大，红二代、“问题青年”、工人造反组织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补充一点，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中，也没几个是正宗的红色工人，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文革前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压和处分。

最主要的是，无论是根红苗正的红卫兵，还是根不红苗不正的造反派，无论是造反的学生，还是造反的工人，他们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政治过客，几乎都在文革中很早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文革十年，他们中的人，政治生命短的不过几个月，长的也不过两三年。文革未过半，他们中的普通群众，工人乖乖地回到了矿洞车间，学生大都以“上山下乡”的名义被赶到了农村。而他们中的头儿们，那些最激进的、“舍我其谁”行使着“民主权利”的家伙，或者则被群众专了政，在大街上扫马路，在农场养猪，或者进了班房，或者干脆就吃了枪子儿，躺进了坟墓。蒯大富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从红卫兵领袖到反革命的华丽转身，时间之短，令人吃惊。需要说明的是，诸如蒯大富这种造反者，他们并非文革后被清算的，并非邓小平抓起来的，而是文革前期就被专了政。文革既是造反派的天下，更是造反派的坟墓。

而那些“走资派“呢?他们被打倒了吗?绝大部分没倒。他们中的省部级以下的官员，大约有60%到70%，早在文革的前三年就”解放“了，林彪事件后，省部级以下的”走资派“，除因故死去的外，几乎全部获得了解脱，并官复了原职(只是换了官名)。对照那些被专了政、在牢房里服刑，或掉了脑袋的造反派，再看看胜利大结局的广大“走资派”们，说文革打倒了官僚特权阶级，灭了“走资派”的威风，实在是一个大笑话。

文革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它根本没去触动官僚特权制度，而只是打算换换人，叫做换汤不换药。它换来换去的，最后的结局却是，“走资派仍在走”，绝大部分“走资派”都重新掌了权，连汤也没换多少。

当然，汤还是换了点的，主要在上层。文革进行不到一半时间，实际上就在基层结束了，后来的文革，基本上就变成了宫廷斗争。这场宫廷之战可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林江集团取代刘邓集团，然后是江青集团取代林彪集团，总的结局是江青造反集团取代了刘邓“走资派”集团。不过，这种取代并不值得庆贺，因为它展示的是一种道德、人格和理智的逆淘汰。既然体制未改，官僚依旧，那么我们看待文革的得与失时，就只能比比人的优与劣，看看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后，到底是原来那些“走资派”大人物更值得挽留，还是取而代之者胜了一筹——不管怎么说，刘邓那一代人，受过传统伦理文化教育，多少懂点礼义廉耻;其中许多人出过国留过洋，视野还算开阔;他们当初参党组党，搞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既清苦又危险，也不可能全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后来可能有点官僚了，“脱离群众”了，但尽管如此，他们身上的那些好传统，总不会全数扔掉吧?在道德、人格、见识、心胸和视野上，他们总不会比那些后起的政治玩家们更差吧?也不会比他们更脱离群众，生活上更骄淫奢侈吧?文革十年，不过就是换了一批大人物，而且把烂的或更烂的人换上了来，比试着谁更没有素质，更没有底线，如果这就是文革的“民主”成果，有什么值得弹冠相庆的?